（一）正德王陽明心學的興起
對於中晚明歷史而言，陽明先生王守仁無疑是一位極為重要甚至可以說無法繞過的人物。古今稱絕業者曰
‘三不朽’，成就此三不朽者莫說有明一代，就算縱觀整個中國古代計程車大夫群體，當得此譽者恐怕也是寥寥無幾。
事實上如果只是因為這些事蹟和功業，王守仁的重要性也仍然極為有限
——縱然他一生經歷如何傳奇曲折，本人又是如何驚才絕豔、成就等身，這一切終究會隨著他的逝世而化為過眼雲煙。
然而事實上王守仁及其學說的影響恰恰是在其身後以幾乎不可阻擋的趨勢流佈開來，以至於整個晚明社會都留下了王守仁及其學說的烙印。
王守仁一生堪稱命運多舛。歷經宦海沉浮，終在龍場悟道，放棄了傳統儒臣一貫秉承的得君行道思想，轉而尋求在覺民行道方面的突破。
王守仁少年時本就有成聖的大志，但要從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要於暮氣沉沉的朱學之外另立一學，絕不是簡簡單單依靠一次大徹大悟就能得到足夠的信心和決心的。
而王守仁學說的優勢所在正是販夫走卒、愚夫愚婦皆可領悟的良知。這無疑比起想要把道統的傳承限制在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朱子學說更有普世性，能夠更好地承擔宗教或者說是近似於宗教的職能。
於是王守仁開始了自己的講學。他
“覺民行道”的努力自然並不一帆風順，雖說依靠其超凡脫俗的學識才幹、不畏權閹的耿直名聲和三教九流皆可結交的豪傑之氣使得王學具有了一定社會基礎，但真正為王學的發展傳播開啟局面的，仍是王守仁及其弟子於正德十四年掃平寧王宸濠之亂的顯赫功業。宸濠之亂前，王學不是什麼好東西。宸濠之亂後，王學果然是好東西。王學於平亂前後境遇之反差一目瞭然。
不僅僅是
“覺民行道”面對的現實如此，本已對“得君行道”絕望的王守仁本人在內心深處其實也無法於政治完全忘情。
於是他一方面勸導門徒科舉入仕，增強學派的政治力量，一方面也努力透過各種方式尋求擴大王學的影響力。
其實王守仁也應該早就已經意識到，歸因於明代的特殊政治格局和文化環境，學術與政治之間本來就很難完全不產生關係，王學若要發揚光大，終究會在各種意義上與官方發生關係。而他的弟子們，諸如王畿和聶豹，則更是認為政學本為一體，這樣的主張留於後世。王學“政學合一”的組織模式已經初見端倪。
然而因為已經有過正德元年的那次教訓，王守仁對其學影響的擴大也表現出十分謹慎的一面
——他不但對自己和門徒的講學極力規制，避免內容涉及政治，而且長期以來都極力避免以師道自任。王守仁的政治嗅覺由此可見一斑，要知道正是伴隨著他的講學而興起的師道復興，成了日後王學被明世宗打成偽學重要原因。
但是毫無疑問，無論王守仁如何否認，在他決定走
“覺民行道”道路的時候開始，他的所作所為就無可避免地向著復興師道的方向前進。事實上中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就是被他的講學所一手推動的，他也已經實質上成為了師道復興的領軍人物，而他的門徒，更是多以師道自任。
而師道與君道之間的各種衝突糾葛，日後還會將包括王學在內的很多學派和黨社以及朝廷本身捲入其中並且影響到整個朝局的發展。
“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兩條觀念和路線的對立，也將貫穿於王學的發展始終。
（二）在野學派的繼續發展壯大及其對朝政的影響
經過王守仁及其門徒的不懈努力，嘉靖朝中後期王學在朝野之中都處於急速上升直至如日中天的狀態。尤其是嘉靖三十二和三十三年的靈濟宮講會，場面宏大、人數眾多。講學風氣之興盛達到一個高潮。
雖然之後相繼秉政於內閣的高拱和張居正先後對講學運動進行摧抑，萬曆七年張居正甚至還推動禁燬天下書院，然而這種激烈的反應反而凸顯了王學及其模式的威力給其反對派帶來的忌憚。書院講學對於朝政產生影響力的可能性正在被更多的在朝官僚認識到。
於是在張居正及其政策遭到清算之後，不但明代政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書院和講學在學術上和其與政治的關係上也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一直以來被視作明代黨爭重要參與者的東林黨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在朝王學”與嘉靖朝朝局
（一）“大禮議”前後的王學
明世宗即位之初，朝廷力弱，他本人的皇位也不穩當，明世宗不得不為鞏固自己的皇位而與以楊廷和為首的朝臣爭奪對朝政的控制權。
“大禮議”的過程，正是明世宗鞏固帝位並基本掌握朝政控制權的過程。
“大禮議”在明代政治史之中是一個頗為特殊的事件，因為一直以來外廷與內廷的交鋒之中一直以阻擊內廷勢力的擴張為主要行為模式，而“大禮議”客觀來看卻是外廷極為罕見地向內廷採取逼迫態勢甚至導致皇帝也一度為之惴惴不安的事件。
明世宗在大禮議初期無疑是居於弱勢地位。王學眾人此時的力挺作為雪中送炭之舉本應在明世宗獲勝後轉化為巨大的政治資本。然而這種
“本應”並未完全化作現實。相反在朝的議禮新貴們在與王學最初的蜜月期過去之後由於種種原因普遍對王學充滿敵意，而明世宗對王守仁的觀感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種變化中間的具體過程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王守仁嘉靖七年病逝後隨之而來的卻是明世宗在次年對其世爵的削奪和將王學欽定為偽學。
按理說，我幫你，你給我回饋，這才正常，可是從大禮議事件後，明世宗對於王學的態度而言，這很不正常。但如果結合當時的朝局形式和明世宗自身對文化領域政策的考量進行分析的話，這種欽定王學為偽學的行為就屬於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了。
因議禮而崛起的朝堂新貴們多數本為位卑小官，他們在朝堂之上多數毫無根基，而且彼此間也很少互通聲氣。他們的驟然上位幾乎完全依賴於明世宗對他們的榮寵和超擢
——換言之，他們不可能對明世宗掌控朝堂造成任何的麻煩乃至威脅，在思想和行動上也會高度附庸於明世宗。
然而在朝王學在這一點上卻與其他議禮新貴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王學經過王守仁的多年經營在南方已經有了相當的社會基礎，本身在思想體系上又自成一派，其成員在朝堂之上互相交通，王守仁本人又是功業等身長期有功未賞，這些都意味著在朝王學有著潛在的巨大能量。
經歷過大禮議洗禮的明世宗對於這樣一種政治勢力的存在無疑將充滿戒備，夏言因自己不黨孤臣的形象而得到明世宗的親厚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一點。其他的議禮新貴也幾乎本能地將王學視作瓜分大禮議勝利成果的巨大威脅，對王學在朝植黨干政充滿警惕。
而且王學的存在和發展本身對於明世宗的另一重大文化政策意圖
——以君道壓制師道而言無疑是相悖的，甚至可以說中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正是伴隨著王守仁的講學而興起。
因此雖然說王學曾經在大禮議之中為力量薄弱根基不穩的明世宗提供了幫助，但當明世宗穩固權力後發現王學的存在和發展不但不能與自己的政策意圖相適應反而會帶來阻力的時候，他便毫不猶豫地開始打壓王學。
大禮議是王學在朝介入的第一場重大政治鬥爭，從本質上說這更加貼近於是一次政治投機。
雖然這次投機的是以明世宗削奪王守仁世爵並將王學定為偽學而告終，但這並不是一次失敗的投機。
將暴力機關掌握在手的明世宗在大禮議中的勝利本就是不可逆轉的，而王學發展所帶來的師道復興，也必然成為明世宗摧抑的目標。倒不如說正是因為在朝王學在大禮議中的正確站隊，為王學在偽學之禁的大環境下多博得了一分生機。
（二）王學在朝地位的上升與王守仁名譽的恢復
王學既然已經被明世宗定為
“偽學”，其生存環境也就變得嚴峻了。如果說之前王學還要考慮如何光大本學的問題的話，此時需要考慮的，則是如何使本學存續的問題了。不過王守仁在蓋棺定論時遭到的不公待遇反而激發了王學門人講學傳道的熱情，正所謂“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
王學諸人在這一點上仍然奉行了王守仁生前的路線
——在朝立功和在野講學並行。當然，正因為王學生存環境的驟然嚴峻，在朝立功的重要性在此期間不斷增長。
不知是偶然抑或必然，王學本身並非兵學，但王守仁及其初幾代弟子諸如徐樾、聶豹、唐順之、李遂等人皆是知兵善戰之輩。而嘉靖朝恰恰是個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正是這個府庫空虛、邊防糜爛、南倭北虜競相肆虐的現狀給予了王學眾人施展才能入朝立功的舞臺。
在嘉靖朝這段明王朝周邊安全形勢頗為嚴峻的時期，各條戰線之上幾乎都可以見到戎馬奮戰的王學門徒的身影。在那個完全談不上太平的年代，任何可用的軍事資源都是朝廷所急需的，而王學諸子身負的知兵善戰之學在其中顯得尤為寶貴。所以明世宗雖已經將王學欽定為偽學，私下裡卻依然稱之為
“有用道學”。
除去王學門徒在軍事上的卓著功績之外，真正為王學的境遇帶來實質性改變的，乃是幾乎貫穿整個嘉靖朝中晚葉朝局的嚴嵩與徐階之爭。
事實上如果沒有徐階與嚴嵩的政治鬥爭，王學的興起無論是在朝在野也都不過是會被視作黨社的前身和雛形，而與黨爭的發端無甚關聯。但是徐階和嚴嵩的鬥爭則越過了個人對決的界限逐漸波及了整個朝廷，客觀來說已經可以算作是一次
“黨爭”了。
徐階雖然是在朝王學之中政治上最為成功也最為支援講學的代表，然而他的宦海經歷足以證明他真正遵循的絕非
“良知”，而是殘酷的政治權力法則。所以說徐階對講學的支援在用意上說與他對明世宗遺詔的起草和擔任首輔以來對言官的迴護並無本質的不同，只是將在朝王學眾人視作重要的政治資源進而要把他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周圍而已。
儘管如此，在朝王學仍然在徐階在位時達到全盛，不但科舉試題多從良知之學，一大批王學出身的官員於朝中佈列要職，王守仁的世爵也得以恢復。
王學到此終於依靠王守仁及其門人的一系列事功和決定性的政治成功奠定了其在晚明朝野和學界無可動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