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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資治通鑑》記載的最後一件大事：趙惠文王封弟弟趙勝為平原君，然後司馬光開始描寫平原君如何招賢納士，門下的邏輯大師公孫龍又是如何論證出“臧三耳”這種匪夷所思的命題，讓儒學高人孔穿啞口無言。
這就讓人看不懂了，平原君小小年紀，怎麼養的門客呢？再有，公孫龍和孔穿的論戰輸贏先不管，為什麼同樣豢養幾千門客，但孟嘗君那邊盡是古惑仔，平原君這邊卻搞象牙塔，畫風怎麼會如此不同呢？
畫風的不同，貌似反應出了身世的不同。
孟嘗君是苦出身，為了求生求存不遺餘力，眼光從來都聚焦在現實問題上。而平原君銜著金湯匙出生，是真正意義上的貴族，而只有這樣的貴族，興趣點才有可能超越於凡俗世界之上，關注那些毫無功利意義卻很有智力含量的超現實問題，就像古希臘的哲學家們一樣。
但即便是平原君，也不曾真正做到古希臘貴族式的超凡脫俗，他之所以厚待公孫龍，按照《史記》的說法，並不是因為平原君真有什麼純粹的學術趣味，而是因為在平原君某次被人忽悠，正要做傻事的時候，公孫龍連夜趕來勸阻了他。
那已經是在平原君成年之後了。顯然，未成年的平原君還沒能力豢養數千規模的門客，也不大可能欣賞得來公孫龍那種純粹的邏輯思辨。《資治通鑑》之所以講到平原君有食客數千人，以及公孫龍和孔穿的鬥嘴，是把平原君成年之後的事蹟提前交代了，這就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困惑。
“戰國四公子”，名號和事蹟都成為了古代中國的文化語碼，被人們反覆援引，反覆緬懷，反覆議論。孟嘗君身上的標籤有“雞鳴狗盜”、“狡兔三窟”，平原君身上的標籤有“利令智昏”、“毛遂自薦”、“不識大體”。今天的古裝愛情小說最喜歡塑造的男主角型別“翩翩濁世佳公子”其實正是司馬遷對平原君的評語。不過，當你閱讀古代文獻的時候，很有必要知道“孟嘗”和“平原”也許另有所指。
王勃名文《滕王閣序》裡的“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心”和蒙學經典《幼學瓊林》裡的“孟嘗廉潔，克俾（bǐ）合浦還珠”，提到的“孟嘗”都不是孟嘗君，而是東漢名臣孟嘗，姓孟名嘗；西漢一位
閨
名叫臧兒的女性接受冊封，受封平原君，以平原郡為食邑，也就是說，平原郡的賦稅都歸她私人享用。
而戰國這位平原君，“平原”只是尊號，和食邑毫無關係，他的食邑在趙國東部的東武城，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故城縣一帶。戰國年間封君的封號和食邑逐漸脫節，孟嘗君的“孟嘗”也不是食邑的名字，只是我們已經搞不清楚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涵義了。
“戰國四公子”的共同特點就是很能養士，門下總能有幾千名門客。
我們回顧一下吳起生活的時代：吳起論血統是最低等的貴族，稱為士，一旦浪跡他鄉，就從士變成了遊士。各國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瓦解傳統的宗法制度，這就導致越來越多的低階貴族被丟擲了宗法組織，拋向了社會，遊士也就越來越多了。
遊士要想混口飯吃並不容易，他們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就算落到討飯的地步，也拉不下貴族的臉面，不受嗟來之食。而遊說大國諸侯，難度實在太高，每個成功人士的背後都有太多炮灰。常規出路是給大貴族當家臣，像商鞅在魏國時候那樣。
後來齊國搞了稷下學宮，雖然門檻很低，濫竽充數也不妨事，但好歹要求幾分學術根底，能跟別人產生學術爭鳴才行，不然也就不叫百家爭鳴了。那麼，沒有學術根底的大量遊士都能怎麼辦呢？
他們只能成為社會邊緣人士，成為社會上的不穩定因子。
“戰國四公子”的興起成功解決了這些流動人員的安置問題。而每安置一個人，這個人的老婆孩子乃至父母也就一道被安置下來了。對於遊士來說，無論投奔孟嘗君還是投奔平原君，總不難混口飯吃，而且准入門檻很低，飯不但能吃飽，還能吃好，在吃飽吃好之上還能得到主君的以禮相待。自己就算寸功未立，白吃白喝，也一點都不傷面子。
這樣就看得出來，在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過程中，飛速旋轉的社會車輪丟擲了大量的邊緣人士，他們迅速聚攏在“四公子”身邊，貌似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宗法時代裡的主君和家臣的隸屬關係。門客只為主君效力，而不為國君和國家效力——請留意我用的詞是“效力”而不是“效忠”，宗法時代家臣對主君的那種不離不棄的效忠意識已經不復存在了，門客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混飯吃
的
不乏其人，所以“門客”也被稱為“食客”。這就見出門客群體的特殊性了，他們既不屬於國家組織，也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黑社會，而是介於國家組織和黑社會之間的一種存在。
從《史記》的記載來看，平原君還要成長很多年，才有了龐大的門客規模；又要在趙國的政治舞臺上披荊斬棘，經歷過“毛遂自薦”和“竊符救趙”的風波之後，才開始厚待公孫龍。但我們不妨就依著《資治通鑑》的文字次序，先來談談公孫龍在平原君門下的兩場辯論大賽好了。我們只是需要做到心裡有數，明白公孫龍的出場應該是若干年後的事情就好。
戰國年間百家爭鳴，公孫龍是名家的代表人物。
名家所謂“名”，簡單講就是名義、名詞、概念，所以“名家”大約相當於語言學家或者邏輯學家。
語言是在人類生活當中自然發展出來的，因為“自然”，所以並不規範，或者說並沒有經過人為的精心設計。所以語言學很像經濟學，“看不見的手”操縱著語法規則，讓人們彼此之間可以越來越有效地進行溝通。
但也正是因為語言來得太自然，以至於一旦人們運用理性對語言進行認真
的
反思，語言也就很容易支離破碎、不成體統了，怎麼看怎麼彆扭。比如公孫龍身上最著名的標籤“白馬非馬”，從常識來看，這顯然是一句胡話，白馬怎麼可能不是馬呢。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語法和邏輯的話，白馬還真
不是
馬。
先看一個最簡單的邏輯關係：若A=C，B=C，則A=B。這顯然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麼，套用這個邏輯，把A、B、C分別替換為白馬、黑馬和馬，把等號替換為“是”，以上關係就變成了：假如白馬是馬，黑馬是馬，那麼白馬就是黑馬，白就是黑。
結論如此荒唐，那就只能說明前提不成立。
也就是說，白馬非馬。
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很簡單，等號不能替換為“是”，因為“是”的
涵義
太豐富。
在“白馬是馬”這個命題裡，“是”所表達的意思是：“白馬”這個集合是“馬”這個集合當中的一個子集。
我們只要具備最初級的集合論的知識，就很容易看到癥結所在，但這對古人來說實在不容易。即便對於現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我們把“白馬非馬”這個命題提升一級之後，也會有不少人被難倒。
問題是這樣的：你能在現實世界裡找到一匹馬嗎？
你當然可以找到一匹白馬，一匹黑馬，或者任何毛色的一匹馬，換句話說，你可以找到這匹馬或者那匹馬，找到任何一匹具體的馬，但你永遠找不到“馬”，這就像你能在集市上買到一個蘋果或者一根香蕉，但你永遠也買不到一個“水果”。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對日常語言的使用當中，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問題而當有心人把這種問題揭示出來的時候，我們的自然反應就是無比困惑，怎麼想都想不通。
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就深深地陷進去了，從語詞的迷霧裡發明出了極盡高深的哲學體系，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繼承了這套衣缽，這就有了綿延不絕的唯名論和唯實論之爭，直到維特根斯坦的出現才算從神學和哲學回歸了語言學，從語言學上消解了疊床架屋的一些神學和哲學問題。
假如公孫龍遇到維特根斯坦，所有的滔滔雄辯都註定土崩瓦解。
但是，公孫龍並不需要苦等兩千年，他在有生之年就遭遇了迎頭痛擊——先是孔穿，後是鄒衍，兩
計
重拳直接把公孫龍的飯碗砸了。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番唇槍舌戰呢？我們下一講再談。
上期回顧：
王安石說孟嘗君是“流氓頭子”，孟嘗君：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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