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之一：紙幣前傳
現在人人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可是關於紙幣起源於什麼時代，就有了各種不同的說法。一般來說，學術界公認正式的紙幣起源於1000年前的北宋時期。可是還有不少書籍和文章說漢代的“皮幣”和唐朝的“飛錢”已經有了紙幣的性質。“皮幣”和“飛錢”究竟是什麼東東呢？我們得開啟歷史的資料夾檢視檢視。
一，漢武帝的“白鹿皮幣”
被說成紙幣性質的“皮幣”是2100多年前漢武帝時代的東西。司馬遷《史記》裡說，武帝的財政部門提議“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值四十萬”。有些文章就說，一尺見方的一塊鹿皮就值40萬錢，顯然是一種虛值貨幣，所以它具有紙幣的性質。這種說法流傳挺廣，至今還有所見。
皮幣因為名稱中有個幣字就是貨幣嗎？幣字在漢代的寫法是“幣”，漢代的字典《說文解字》這樣解釋：“幣，帛也。從巾，敝聲”。翻譯成現代話就是：“幣是紡織品，所以部首是‘巾’，‘敝’表達讀音”。這種紡織品通常都是成卷的，稱為束帛。在西周東周時代的社會里，可是貴族之間交往時用的貴重的禮品。所以“幣”往往就成了禮品的代名詞。
實際上，當時的禮品並不僅限於帛，比帛更重要的是玉器。中國自古崇尚玉。玉器有很多品種，小的如佩玉，是貴族們佩帶在身上的。大型玉器就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玉鉞就代表統治者的權威，而玉圭、玉璧、玉璋等玉器就常用於貴族之間的交往。先秦時代的一些書籍就紀錄了不同等級的貴族交往時用玉的禮儀。比如說到諸侯見天子要執玉圭；諸侯互相交往要送玉璧，等等。玉是主禮，幣帛就是附加禮品。講述周代制度的《周禮》中說玉圭要用馬來相配、玉璋要用獸皮相配、玉璧要用帛相配、玉琮要用錦相配…所以這些附加的禮品也通稱作“皮幣”。可是戰國以後，“禮崩樂壞”，各地諸侯都各自稱王，互相征戰，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亂，這種制度早已廢棄，和漢武帝還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什麼關係。周朝的制度不但早已廢棄，就是漢朝的創立者劉邦本人，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地方基層小亭長，手下的大將又多是些屠戶、無賴之流出身，根本不懂貴族禮儀。漢朝剛剛建立的時候，那些開國功臣們雖然都封公封侯了，卻常常在朝堂上大呼小叫，沒上沒下，搞得皇帝很沒面子。直到劉邦請了一個據說懂“禮”的人，幫劉邦制定了一些規矩：上朝不許亂說話；兩邊站好侍衛，旗幟鮮明；文武分兩邊站，一邊文官一邊武官，一齊跪下磕頭。於是劉邦得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劉邦時代畢竟剛剛走出戰爭，國力薄弱，禮法還不能完備。到武帝即位，距離劉邦立國已經六七十年，國家穩定，很多文臣都想進一步完善禮制。但是武帝為了抵禦匈奴，發動了多次大規模戰爭，消耗了國家大量的財力，治理的精力似乎還不能集中於禮法。於是財政部門的官員就想出了一個讓“復禮”和“生財”發生關係的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造“白鹿皮幣”。官員們說，用玉和皮幣作禮品，是古代諸侯交往的禮節。現在也應該恢復這個古禮。恢復的辦法是，宗室和分封出去的親王如果要朝覲皇帝，或者遇到喜慶要來朝賀，必須用玉璧作禮品。當然玉璧不能裸送，要有包裝，必須用皮幣作襯墊。而這個皮幣必須用白鹿皮製做。這塊白鹿皮一尺見方，邊緣裝飾上花邊，很是尊貴。但是哪裡有白鹿呢？皇帝的禁苑有。在宮廷的禁苑裡養著很多鹿。而禁苑鹿群中就有一些白鹿。用現代動物學研究的說法，所謂白鹿，不過是梅花鹿隱性白化基因的突變表現，當然發生機率很小，古人就以白鹿出現為“祥瑞”，各地方一旦發現有白鹿，必定要上獻皇帝，在祭祀天地的時候作為犧牲。所以白鹿是皇宮禁苑的專養動物。諸侯如果要遵守新制度，朝見皇帝，就必須向皇帝的禁苑購買白鹿皮製作的“皮幣”。買這樣一塊“皮幣”的價錢是40萬枚四銖半兩銅錢。這哪裡是作禮品，根本就是強賣斂財。難怪當時有一個官員斗膽向武帝提意見：“一塊玉璧才值幾千錢，一塊皮墊就要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後來武帝改革幣制，把四銖半兩改為五銖錢，加上白鹿資源本來就極其有限，斂了一批錢之後，皮幣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清楚，白鹿皮幣不過是一種斂財手段，一種皇家特殊商品，與紙幣完全無關。
二，唐朝的“飛錢”
元朝人寫《宋史》，明朝人寫《元史》，都說紙幣來源於唐的飛錢。因為在《新唐書》裡有這樣一段記載：“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道”是唐朝的地方區劃，“軍”“使”是指地方的軍政單位和官員，而“進奏院”就是地方機構的在京辦事處。這裡是說，當時商人們到長安來做生意，掙了錢以後要再到各地去進貨，就把錢交給各地方軍政官員在京辦事機構或在京師的家庭，空手去旅行。到了地方以後，憑交錢時給予的票券核對無誤，取出錢幣，叫做“飛錢”。因為憑一張紙的票券就可以領錢，所以後人把它看作紙幣。這樣看對不對呢？
整個事情的發生始末說來話長。
唐朝的錢幣是“開元通寶”，鑄造精美，輕重合適，一直被後代看作錢幣的標準。但是唐朝也一直處在錢幣緊缺的狀態中。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很多。最大的問題是，唐朝從高宗和武則天時代就開始採取了一個對外開放的政策，促使國內的商業產生了一個大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商品經濟的水平。商品經濟水平的提高，必然對貨幣需求量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在錢幣生產方面，唐朝卻沒有做好準備，甚至還有很多限制錢幣生產的干擾因素。一是當時全國銅的礦業和冶鑄業發展還跟不上社會的需求。二是國際貿易消耗了大量銅錢。很多遠洋海船出海時用銅錢作壓艙物，到目的地後再以此為交易品。特別是日本，就是從唐朝學習到了錢幣的知識，運入中國錢作為自己的交易工具。三是武則天當政時，為了證明自己主政的合法性，編造自己是彌勒轉世的神話，對民間佛教信仰推波助瀾，造成全國範圍內大肆佞佛，連遠在今天的烏茲別克地區都大造彌勒像。結果大量的銅材被消耗於銅佛像、銅鐘、銅法器，更是嚴重加劇了社會上錢幣的錢幣不足。
為了應付錢幣緊缺，唐朝政府採取了種種措施：
禁銅—民間不許鑄造銅器。結果銅盆、銅鍋、銅鏡等等人們日常生活用具都缺乏。當然缺乏就漲價，反而促使人們私下用錢幣化銅作器。政府甚至嚴令“盜鑄者死”，卻無法禁經濟規律。
禁存錢幣—命令有錢人家都把錢拿出來購物，不許蓄藏。富家藏錢超過五千貫就是死罪，就是王公貴族，藏錢也要重貶。鼓勵告發，發現藏錢超過規定，沒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為告發賞錢。不過對於投靠權勢的人家，這個政策很難認真貫徹。
雜用布帛—為了彌補流通中的錢幣不足，政府只好規定，布帛也可以當作錢幣使用。還不僅僅是“可以”，交易數額稍大，就必須“錢帛兼用”，甚至官員的工資俸祿也要釋出帛實物。人們耳熟能詳的白居易的詩“賣炭翁”寫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老翁燒炭被宮裡強買了去，“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固然反映了皇家低價強買對農民的掠奪，也反映了以布帛當錢幣的社會現實。
在這種現實下，異地交易就產生了很大的矛盾。唐代的商品經濟發展還是不平衡的。首都長安特別發達，各國商人都集中來長安交易。首都城市的特殊性是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員和家屬，衛戍部隊軍人，以及大批皇室貴族。這些人是商品經濟的主要支撐者。絲綢之路的交易市場也主要集中在這裡。散佈在全國各地的絲綢、瓷器、藥材、手工藝品都要依靠商人販運來京師。交易結束後，商人們仍要返回各地採辦。可是這樣做的結果，會使京師錢幣大量外流，造成長安的錢幣緊缺惡性加劇。特別是唐朝中期以後，地方軍閥割據，中央政令廢弛，各地都防止錢幣出境。於是出現了前面提到的“飛錢”的辦法。
這個辦法的核心是，首先是現金異地交付。先向京師機構交付現錢，也就是開元通寶銅錢。商人回到家鄉後，再領取現金。是“錢－錢”交付的過程，並不像買賣那樣是錢－物交易過程。其次是必須“合券”。京師機構開據的證明“券”顯然是有存根的。他們要把存根透過自己的途徑（官方機構可以利用政府辦的郵驛）送回家鄉。商人們拿“券”到本地相應機構去“合券”，也就是核對證明，才能支取現金。可以看出，這種方式就是一種單向對應的匯兌。這種“券”，既不能用於購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定點兌現。可見是不能把它看作紙幣的。
由於這是一種私下的經濟行為，不在政府管控之內。政府曾經下令禁止。但是行政命令無效。於是政府幹脆辦起了官辦飛錢。可是由於各地錢幣的短缺，商人們在官辦飛錢中常常不能及時兌現，所以信譽很低。政府貼錢飛錢，開始每一千錢多給一百，無人響應。後來對半倒貼，一千給一千，仍然沒有起色，最後當然也是不了了之了。
三，最早的西方紙幣
順便再談談西方最早的紙幣。
人們在教科書上常常看到西方紙幣起源於英國的“金匠券”。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國王查理一世強行沒收商人們的黃金。商人們只好把自己的黃金偷偷存放在金匠們的地窖裡。金匠們則給商人們開出手寫的收據。為防止被國王發現，這種收據沒有署名，當然也就給轉讓流通創造了條件。到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模仿金匠券正式發行了紙幣。實際上，比英國更早一些的瑞典，1661年成立了斯德哥爾摩銀行，並且發行了第一張正式紙幣。這時距離中國真正的紙幣出現已經將近700年了。
本來我們只是談談中國紙幣。今天開篇，先說說紙幣出現之前的事，套用時下流行語稱為“前傳”。所以順便提到的外國紙幣只能算是“紙幣外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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