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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翻譯》1992年第3期

轉自

：

南

大翻譯研究所

、

翻譯學習

與研究

20世紀文學研究的一個最重要進展，就是重估讀者的地位。法國學者巴爾特認為“讀者不再是原文的消費者，而是原文的創造者”①。巴爾特的這一論斷運用到譯者身上是最恰當不過了。

翻譯是一種語言交流活動，一種特殊的語言交流活動。布拉格語言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雅各布森曾就一般語言交流過程提出過一個模式：

發出者——程式碼資訊——接受者

對於作為“跨語言交流活動”②的翻譯來說，這個模式只是描述了交流過程的一半。翻譯活動並未在“接受者”處就宣告完成，而是要繼續：

發出者（譯者）——程式碼資訊（譯語）——接受者（譯語讀者）

譯者身兼兩職，既是“接受者”（消費者），又是“發出者”（創造者）。

我們把譯者看作是創造者，這是因為它根據原著創造了一個新的“語言現實”。“語言現實”與客觀現實不可混為一談。根據索緒爾開創的結構語言學及符號學理論，語言是獨立於現實的。作為一種獨立自主的符號系統，語言與客觀現實是兩碼事。語言並不反映現實，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一對一的對等關係。索緒爾指出：語言學的符號不是把一個事物與一個名稱統一起來，而是把一個概念（concept）與一個有聲意象（sound-image）統一起來。有聲意象又稱能指（signifier），概念又稱所指（signified），兩者合起來構成一個符號（sign）。符號的意義是由語言系統產生決定的。例如，漢語中有“青”和“綠”之分，英語中只有“green”這個詞，而沒有“青”這個概念。現實中的光譜還有許多細微的差別，因為語言系統沒有對此進行分辨，所以就沒有相應的概念。可以說，語言分割現實，並賦予其意義。實際上，客觀現實總是進入某種特定的語言形式，所謂思維事實即是語言事實。我們永遠無法衝出“語言的牢房”③。由於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始終介於主體與客體之間，我們只有“語言現實”。每個“語言現實”都是獨一無二、無法替代的，因為構成“語言現實”的語言符號系統中的符號是獨一無二的，符號與符號之間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相互聯絡參照、相互制約限定的複雜關係。漢語中有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兩種文體。古人的名句絕唱如用現代漢語來表述，其意象韻律之美便喪失殆盡，而現代自由詩如採用五言七言的句式，其磅礴氣勢和清新氣息也不復存在。道理很簡單，我們面對的是兩個“語言現實”。任何複述都是在重構“語言現實”。由此可見，“資訊”與“程式碼”並不像一杯水一樣，倒入另一隻玻璃杯時水跟容器可以分離。我們經常聽人講，文學作品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它說了什麼，而在於它怎麼說。在翻譯過程中，原語的表現形式被轉換成譯語的表現形式。形式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內容。周煦良在《翻譯三論》一文中指出：一部文學作品，十個人譯就譯成十個樣子；如果譯文大致相同，那準是後來的譯者抄襲前人的。譯文之間的差別說明翻譯的過程是一個創造過程。譯者作為創造者在其譯文中創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語言現實”。

但是，翻譯又是一項特殊的創造活動，是帶有依從性的創造性活動。譯者不像原作者那樣，可以“隨心所欲”地創作，而是要以原著為基礎，在原著限制規定的範圍內活動。譯者好比是民族樂器的演奏者，他要用二胡來演奏小提琴樂曲。旋律儘管沒有變化，由於樂器變了，音響效果自然大不一樣。樂曲原是為小提琴寫的，處處要適應其特點。現在改由二胡演奏，原來非小提琴不能表達的獨特微妙之處這時就很難表現出來。但是，二胡演奏者亦能在二胡上奏出小提琴所缺少的深沉悲愴嗚咽之聲。對同一首樂曲，每個二胡演奏者理解不一樣，各自在指法、弓法等技巧上存在著差別，便會有風格各異的表演。音樂家的天才或創造性就是體現在對作品的獨特處理和精湛表現上。譯者的創造性則體現在對原著透徹理解後，用生花妙筆勾勒出一個新的“語言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大家亦是偉大的藝術家。

如果我們承認翻譯是一種創造性活動，每一個譯文都是一個文字（text），我們就有必要來重新認識奈達提出的“等值反應論”或“相等反應論”（equivalence of response）④。奈達曾對翻譯下過這樣的定義：“翻譯是用譯語重新表達由原語表達的資訊，使譯語讀者對資訊的理解與原語讀者對資訊的理解相等。”⑤奈達根據他翻譯《聖經》的經驗，強調不能忽略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之間的差異，不然，便會有截然相反的response。例如，《聖經》裡提到，在審判之日，神要“把綿羊與山羊分開”。原語文化中綿羊和山羊分別代表神所寵愛和厭惡的人。可是，如果直譯到非洲中部的語言，便使人費解，因為當地人非常珍視山羊，綿羊則毫無價值。譯者翻譯時必須對形象做適當變通或解釋限定，方能獲得“等值反應”。但是，譯語讀者的“反應”並不是一個絕對統一體，因此，“變通”或“解釋”達到什麼樣的度，採取什麼形式，均無絕對的標準，而是具有極大的靈活性。此外，由於讀者認識水平在發生變化，前人做過變通，並不等於後人也要進行變通。起初屬於陌生新奇的東西，在開放交流過程中逐漸被人接受，被融合於讀者的知識結構裡，如果再做畫蛇添足式的解釋變通，則是對讀者的輕視了。如13在西方文化中是個不吉利的數字。現在，我們許多賓館飯店裡都沒有第13號房間或13樓。13這個數字的文化成分已被我們接受。同樣，8在漢語中與“發”諧音，“逢八必發”，是個吉利數字，這一點也正在被西方人逐漸接受。從中西文化交流前景看，譯者有介紹異域文化的責任。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透過翻譯，譯者可以對各民族文化交融匯合做貢獻。我們沒有必要將譯語當作過濾器，把異域文化成分全部濾去，結果使自己民族的文化孤立於世界各民族文化之外。譯者用發展的、變化的觀點，而不是用靜止的、一成不變的觀點來準確把握譯語讀者的認識水平，對原著的處理必定帶有靈活性和創造性。

奈達最初提出“等值反應論”，是要譯者注意詞語裡文化背景的差異。從廣義上講，這種差異可看作是語義的差異，歸根到底，是能指與所指的對應問題。我們知道，在語言符號系統內，能指與所指的結合是任意的，一詞多義是普遍現象，而不同語言符號系統之間能指與所指在結合的數量和方式上都不存在對應關係，這就給轉換設定了重重障礙。如有人分析過美國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的短詩

Dreams

：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 winged bird

That cannot fly。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when dreams go

Life is a barren field

Frozen with snow。

詩中“dreams”的所指是“理想”與“夢”，這兩個意義是合二為一的。但漢語裡沒有相應的對等詞，兩個詞義是分開的。譯為“理想”，形象上有某種欠缺，不能引起豐富的聯想或想象。譯為“夢想”，又嫌帶有一定的消極含義，有點“痴心妄想”的味道。譯成“夢”也不盡如人意，因為中國文學中的夢，多半是回憶往事的夢。⑥不論選擇何種表達方式，都很難獲得“等值反應”。其實，即使從譯者角度看能指與所指相當時，讀者因其主客觀因素影響，理解或“反應”也會不一樣。如《中國翻譯》1990年第4期有篇文章談box car的譯法，認為將鐵路上一種頂上有蓋、通常兩旁裝有滑動門的運貨車譯為“棚車”不妥，而要譯作“悶罐車”。作者斷言：“我沒聽見有人說‘棚車’。”⑦但在我們蘇南一帶“棚車”這個詞並不陌生。筆者在70年代就坐過“棚車”。“棚車”絕不會使人想起是帶篷的馬車或汽車，而“悶罐車”反倒叫人聯想起運石油的“油罐車”。以上例子說明，要真正獲得“等值反應”，不說不可能，但至少是非常困難的。從原語作者——譯者——譯語讀者三者關係來看，譯者是溝通作者與讀者的橋樑，但是譯者自己首先是讀者。他的譯文是以他對原著的理解或“反應”為基礎的，不同譯文的同時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已經證明了“反應”的不等值。從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的角度看，“相等反應”只能是一個幻覺。

奈達的“等值反應論”曾被抬到不應有的高度。有人稱：“等值原則歷來被取為翻譯的最高標準。”⑧平心而論，“等值反應論”只是一條理想的翻譯原則。理想與現實總有距離，因受主客觀條件限制，不可能付諸實現。當然，有理想要比沒理想好。如前所述，“等值反應論”強調的是對語義的準確理解。但是，翻譯實踐告訴我們，準確的理解只是第一步，工作更為重要也更為棘手的是貼切的表達。漢語中有句成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翻譯需要的是意會與言傳兩者兼顧。所謂意會，便是真正透徹理解原著，心有靈犀一點通，透過原語表層結構形式達到深層結構意義。意會的內容經常是模糊的、不確定的、直覺式的。因此，光有意會還不夠。作為譯者，還要言傳，即賦予其確定的、有形的詞語形式。譯者要能進得去，還要能出得來，回到譯語表層結構形式。在表達的過程中，譯者要反覆揣摩，反覆推敲，對譯文草擬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一名之立，旬月躑躅”，道出了譯事之艱難，但是，翻譯活動的藝術性與創造性就體現於此，譯者作為新的“語言現實”的“創造者”亦因此而受人尊重。

END

參考文獻

① R·巴爾特，《S/Z》，倫敦，1975年版，第4頁。

② R·雅各布森，《翻譯語言面面觀》，載R·布勞爾編《論翻譯》，哈佛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頁。

③

F·詹姆遜，《語言的牢籠：結構主義與俄國形式主義述評》，普林斯頓，1972年版。

④

E·奈達，《建立科學的翻譯方法》，萊頓，1964年版，第182頁。

⑤

E·奈達，《符號 意義 翻譯》，比勒陀利亞，1981年版，第119頁。

⑥

許崇信，《翻譯筆記雜錄》，載《中國翻譯》1989年第4期，第28頁。

⑦ 金微，《能指與所指的困惑》，載《中國翻譯》1990年第4期，第6-8頁。

⑧ 鄭偉波，《從符號學看等值翻譯原則》，載《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摘要彙編》文科版（七），1989年，第172頁。

作者簡介

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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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外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英語文學研究分會會長、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主持並完成多項國家級重點重大研究專案，出版《19世紀英國詩劇研究》（英文）、《性別·種族·文化》、《新編美國文學史》第四卷、《英美文學批評史》、《戰後世界程序與外國文學程序研究》（4卷）等著作，主持《南京2014青年奧運會申辦報告》翻譯工作，譯著有哈代的經典名著《還鄉》等，是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獎、“江蘇省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