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章帝時，馬太后薨，家族人才不繼，竇氏勢力又起，馬氏一族逐步衰落。事實證明，軍功與外戚為家族所帶來的只有一時之榮耀，這種依附於皇權的勢力往往會在頃刻間蕩然無存。馬氏家族開始更加著力培養家族成員的文化素質。自戰國起，馬氏便有家學傳承，憑藉著“四姓小侯學”的優勢，除馬援一系以軍功、經學傳家外，其兄馬餘一脈更是儒者輩出。

至安帝時，馬嚴之子馬融與馬續博學通經，治五經，辦私學，以才學而天下聞名。馬氏家族也隨之漸漸遠離政治權力的中心，由世代以軍功及外戚興業的豪強貴族逐步轉變為經學世家，在儒生子弟中建立起威望，受世人敬仰。他曾上書言日食之事，勸諫統治者應當“考績黯險，以明褒貶”，整頓朝風。官至將作大匠，數次舉薦賢達，申解冤結，多為採納。建初七年，亦受牽連免官，又“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此時正值竇太后臨朝，遂便歸家含飴弄孫。

永元十年卒

時年八十二歲。在良好的家學傳承下，嚴子馬融“為人美辭貌，有俊才”。早年遊學，師從京兆隱士摯恂，並娶其女為妻。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欲將其招入帳下，初為推辭；後因外族入侵，融生活飢困，遂前往謀職。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入東觀典校。直至桓帝即位後才重新被啟用，為南郡太守。正當其事業略有起色時，他卻因事觸怒大將軍梁冀，被劾貪濁而免官。自證清白後，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晚年因病辭官，在家中鑽研教學。馬融的為官之路實為坎坷，但卻因禍得福。他於東觀之中窮攬典籍，才得以著書立說，有了“才高博洽，為世通儒”的成就。馬融學問的來源複雜，涉獵廣泛，加之個人性格“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因自幼生長於豪門貴族家庭，致使他喜好奢侈享樂，“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純儒，為此也頗受儒者詬病。然而他在繼承古文經學大師鄭眾、許慎等學說思想的同時，亦興辦私學，“教養諸生，常有千數”，盧植與鄭玄皆出自其門，推動了今、古文合流的程序。

私學的浪潮

馬融為東漢學術思想的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並從其思想以及行為上已經開啟了兩漢經學向魏晉玄學轉變的趨勢。西周時“學在官府”，僅有貴族子弟可入國學，知識與權力便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降及春秋，禮崩樂壞，官學衰落，士人作為一個新興的獨立群體從貴族與庶民之間崛起。士人有知識、有才能，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自足點。他們或傳道受業，或遊說各國，學說林立，百家爭鳴，私人講學之風興起，進一步推動了私學的浪潮。

教育方式從“學在官府”降為“學在四夷”，促進了知識的傳播。然而秦始皇頒佈“挾書令”以加強中央集權，對先秦的學說思想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恰逢此時國家動盪，亦無法從根本上斷絕學術傳播，許多隱匿的儒生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講學，將部分學說傳承了下來。漢承秦制。儘管私學於法律上仍是被禁止的，但由於漢初統治者為使久經戰亂的國家得以休養生息，便推崇黃老之學，“無為”思想為各派學說的發展提供了輕鬆的學術氛圍。

此後，私人教學活動逐步開展，許多經學大師在民間講授儒家經典，並形成了研究群經的諸門學派。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實則是將今文經學正式列為官學，但官學的建立並未使私學就此銷聲匿跡，反而更加促進了私學的發展。東漢時期，古文經學藉助私學得以發揚壯大，逐漸壓倒了今文經學。在教授古文經的各私學之中，名家輩出，門下子弟成百上千，盛況空前。全國各地皆有經師講學，門徒聚集，私學規模之大已使其在東漢教學形式中佔據主導地位。

結語

漢代經學的昌明既得益於統治者積極的政策引導，設立蘭臺、東觀等機構以供士人著書立說；同時也藉助了家學與師傳相結合的文化氛圍的薰陶，促使經學在社會中呈網狀廣泛而長久地傳播。此時，今、古文經學並行，且注經之風盛行，至經學大師鄭玄遍注儒家經典，刪減削繁，兼融古今，突破了今、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使得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