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五千年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得以較好傳承和儲存，主要仰賴於世代 相傳的典籍文獻，其中，修史存史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中國人素有修史文化傳統，並且歷朝歷代都很好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優良傳統。
時明代，無論是官方 修訂，還是私家撰述，都進入了一個更加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編著和流傳下來的中國典籍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數量。
從目前所能見到的明人文集來看，明代士人似乎比以往任何時 代的人都更加熱衷於著書立說，他們沉迷於對個人文章、詩詞以及人生履歷等資訊的整理儲存， 並以此作為自己一生的真實寫照。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才使得流傳至今的明代典籍文較前朝歷代而言，不僅內容更加豐富多彩，而且體裁也愈加廣泛多樣，與之相應的是，其所 儲存下來的明代社會歷史資訊亦可謂之包羅永珍。
一方面，明代傳世典籍文獻汗牛充棟，可供 選擇和參考的資料豐富多樣；另一方面，想要對如此浩繁的典籍文獻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這 對每一位研究者而言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明代題涉西夏文獻，顧名思義，指的就是明代傳世文獻中涉及歷史上党項人建立西夏政權 興衰歷史撰述與檢討的文獻。明代傳世典籍著述素稱宏富，題涉西夏文獻亦不在少數。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歷朝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對前朝歷史的編修和總結，他們在考量前代史興衰的同時，特別注重對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和每況愈下的國家局勢，對國家命運的思考和擔憂時刻縈繞在明朝愛國士人的心頭。
細心的明朝人發現，他們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局面與歷史上宋朝君臣 當年所經歷的處境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他們爬梳宋朝時期西夏史事，希望可以找到幫助明朝 擺脫困境的奇策良方。為此，他們留心搜尋有關宋夏之間交往史事的文獻記載，希望可以從西夏曆史與宋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啟示。
於是，對宋朝時期西夏史事的解讀和評述逐漸成為當時 許多明人共同關注的話題，表現在文獻記載中，就是明代題涉西夏文獻的大量出現，而對西夏 歷史與宋故事的關注與評述在當時也成為了一種較為突出的社會現象。
所以說，明 代題涉西夏文獻的產生與明代社會歷史發展與現實需要是相適應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迫切 的主客觀需求，明代題涉西夏文獻才得以大量出現在明代士人的撰述之中。
歷史上的西夏政權
歷史上的西夏政權，指的是北宋時期党項拓跋氏建立的以党項羌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封建割 據政權，地處中國西北，國號“大夏”，自稱“大白高國”或“白高大夏國西夏政權疆域遼 闊。
今天，人們瞭解和研究西夏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其所資料的 來源主要有兩種，其一是有關西夏的考古文物資料，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獻和其他與西夏 有關的考古資料，也包括大量流失到國外的西夏文獻；其二則是漢文典籍中題涉西夏的獻，目前這一部分資料是開展西夏曆史研究的最基礎資料。
因為元朝史家在編修前朝歷史的候，沒有為西夏修撰一部專史，因此，後世文人學者想要了解有關西夏的歷史與文化，就只能 從浩如煙海的漢文文獻記載中爬梳和整理出有關西夏曆史的點點滴滴。
即使傳統漢文典籍中儲存的西夏史料往往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也無法阻擋歷代學者在傳統漢文典籍中篩選西夏料的步伐，然而，就是這些零碎的、看似支離破碎的漢文西夏文獻，這也是我們今天之所以要從明代漢文文獻中爬梳和整理黨 項與西夏史料的思想前提和動力源泉。
明代題涉西夏文獻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
任何學術活動的產生與發展，都與當時當世之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特定 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孕育出特定的學術活動，明代題涉西夏文獻的產生也不例外。
受正統史觀的影響，元朝史家在撰修前朝歷史的時候，並未給與遼、宋、金同時代 存在達190年之久的西夏政權立專史，僅僅是參照遼、宋、金三朝舊國史中關西夏的歷史片段， 摘錄編成了分量不大的傳記，附於三史之外國傳中，分別是《宋史》中的卷485、486《夏國傳》， 《金史》中的卷134《西夏傳》，《遼史》中的卷115《西夏外紀》。
明代士人在搜整宋史文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接觸到一些宋朝時期西夏史事的歷史文獻，對於同 處宋朝時代的這個由党項拓跋氏建立的西夏政權，又該如何看待呢？事實上，明人對於西夏史的態度確實不盡相同。
與此同時，在西夏故地範圍內的一些地方史志文獻中也出現了大量對 宋朝時期西夏曆史文獻的記載和論述，足見，在當時的明朝社會中，有不少地方文人開始從地 方視野出發，關注並嘗試編修西夏曆史。
以明代寧夏地方士人為代表，他們“考經史，參舊志”， 試圖重新審視那段神秘而又特殊的歷史時期，編修一部西夏專史，彌補元朝史家不修西夏史的 遺憾，彌補元修三史所附西夏曆史史事不成體系的遺憾。
明朝中後期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局面與宋朝時期曾經歷過的境況極為相似，這一點在邊患問題上表現尤為明顯。
日益嚴峻的邊患形勢極大地刺激了明代士人的情緒，他們談史論兵，借古鑑今，期以藉助對宋夏和戰交往故事的追溯和論述來表彰民族意識、鼓舞 愛國熱情，進而在汲取歷史經驗與教訓的過程中找到有效處置邊疆防禦問題的措施。
明代中葉，特別是宣德以降，蒙古諸部相繼入據河套，明朝河套邊防形勢陡然加劇。伴隨 著蒙古諸部長期駐牧河套，蒙古人對河套周邊地區的襲擾活動也愈演愈烈。面對這樣的歷史現 實，明廷君臣殫精慮，卻長期未能提出一個較為合適的解除套寇擾邊的方案，長此以往，套 寇侵擾演變成了邊疆巨患。
總而言之，明代士人在邊疆防禦的實踐過程中，一方面眼見北疆防線長期吃緊，另一方面 卻始終拿不出合理化解邊防危機的有效方案。面對如此窘迫的客觀現實要求，他們不得不求 助於歷史經驗，求助於古人智慧，這成為釀就明代題涉西夏文獻產生和興盛的思想潛在因素與 客觀現實需求。
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中有著悠久的求真精神和經世致用的務實意識，這些也是明代士 人整理和編寫題涉西夏文獻的一個內在動因。
明代士人在元朝史家修撰三史的基礎上，改編或者重修宋朝歷史的時候，不僅注重考辨史 料的真實，做到去偽存真，漏補缺；而且在論述往事成敗的同時，也闡明興衰得失之理。值 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探宄宋朝人事興衰的過程中，給予了宋朝時期曾經與宋朝相持幾近二百年 之久的西夏政權很多關照（當然，這僅僅是指相較元朝史家而言）。
尤其是明代士人常常以宋朝 時期西夏史事作為處置北疆防務的參照、殷鑑物件，所以，在明朝史家的著述中，從來就不缺 乏題西夏曆史與宋夏舊事的文獻。
結語
在明朝人看來，他們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局勢與歷史上宋朝曾有過的境況有著相當度的相似之處，正是有鑑於此，他們才不辭辛勞，爬歷史，整理文獻，評述宋夏和戰交往之 故事，其終極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對西夏曆史的爬梳，看看到底是什麼的原因竟然讓一個由“蠻 夷”之族建立的一隅政權能夠立國近兩個世紀，明王朝從中是否有經驗教訓可資借鑑。
所以說， 明朝史家關注、評述西夏史，經世致用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有明一代西夏專史依然難 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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