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巨頭領軍人角色出身緣何變化?

王如晨/文

半導體巨頭領軍人角色出身緣何變化?

矽谷投資人王川公號文章提到一個老話題,印裔人士職場成就超華裔。比如谷歌、微軟總裁都是印裔。華裔幹活努力卻難升遷。一些人歸因於華裔英語不好、不善溝通、不參與社群活動等。

半導體巨頭領軍人角色出身緣何變化?

他找到相反領域,羅列了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比如AMD的蘇姿豐、Broadcom的Hock Tan、Xilinx的Victor Peng、Nvidia黃仁勳、Marvell創始人、Cadence陳立武、Synoposys陳志寬。

半導體巨頭領軍人角色出身緣何變化?

他給的邏輯是:IC業興起於七八十年代,當時大批臺灣地區和東南亞工程師入行,幾十年下來,一些人成了行業高管。而印度工程師大規模移民美國在九十年代,集中在IT外包業,過去10年美國H-1工作簽證一半以上配額給了印度人。

他說的時代背景確實成立。今日華裔高管成IC業一道風景,確有“剩者為王”意思。幾十年前,英特爾海外首座工廠不在歐洲,而在馬來檳城。馬航悲劇案時,8名飛思卡爾工程師遇難,你能體會到這行業的人力分佈。

不過,也不算新吧。10年前,我就提到過一個現象,就是IC代工業幾乎由華人與華裔主導:臺積電、聯電、中芯、新加坡特許都是如此。這還不算大陸與臺灣地區其他小型企業。

後來,特許被AMD剝離出的GF收購,成為“石油美元+美國製造”的形象,但華裔同樣進入核心高管層。

我給出的結論是:除了基礎的理工人力之外,華人、華裔似乎更適合這種講究紀律、忍耐、勤勉、精益求精、序列的製造業氛圍。它對集體主義的要求很高。

所以,王川的分析視角仍需辨析。我認為,除了一些老掉牙的語言、文化等因素,今日局面之下,他其實忽視了行業與市場重心轉移驅動的人才出身變化。

你知道,早期IC類企業,基本是IDM模式,那年代,IC類產品應用領域較窄,主要是軍事、航天、工業等領域,消費類IC遠沒有今日局面。

如此,美歐、日韓以及整個所謂西方世界,它們獨立的工業體系足以消化自身IC業產能。對於中國、東南亞這類新興市場的輸出需求不那麼緊迫。

相反,我們更多需要它們的支撐。當年,一條二手生產線的引入都能轟動業界。

對比之下,我們持續遭遇封鎖就不偶然。我們常常說,本地IC工業起不來,主要是西方冷戰思維對我們封鎖的結果,比如巴統條約、瓦森納協定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但也要看到,既使沒有這類協定直接封鎖,IC工業想要完全變革需求,並實現遷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們不能越過供需兩端的發展變遷說。

其實,今日人才風景裡,就有市場重心變遷帶來的變化:

1、IC用途上,過去幾年,移動網際網路業崛起,已遠遠超越過去的歐美為主的市場重鎮。

2、消費類之後,物聯網類開始大增,加上AI要素結合,那些擁有資料、線下行業複雜的市場區域,尤其是亞洲的中國、東南亞、南亞成了高地。

哪種複合型的管理人才更適合這種風潮下的需求?

當然是上述區域的部分。

王川舉的例子,幾乎都吻合這種變遷。他們都有這一區域的背景。他們的出身迎合著這類市場。

你也能看到,最近幾年,他提到的上述人物,當然,也包括更多小型IC類公司的領軍人,面對中國大陸、東南亞持續設定許多議題,試圖參與更多。

想說,跨國公司領軍人群體的出身變化,雖有王川說的當年移民“剩者為王”的背景,但決定的力量,仍還是行業變遷與市場重心的變化。

不過,這種變化,你也不要覺得多讓人樂觀。就上述公司而言,你見過幾個真正屬於中國大陸出身的CEO或總裁?

幾年前,我多次採訪過Marvell創始人戴偉麗,她出身復旦附中,也是籃球校隊隊員。她很早就出去,但你要知道Marvell是她跟夫君一起創立,他們不是職業經理人,談不上華裔工程師登頂的案例。

現有的案例,幾乎都是以臺灣地區、東南亞人為主。10年前,我提到的IC代工業更是如此。

即便今日大陸IC業裡,“陸皮臺骨”的局面,仍然也在持續。當年中芯國際內鬥,既有大股東大唐的思維,也有大陸與臺灣地區團隊之間的矛盾。鬧過之後,你才發現,大陸半導體仍然需要臺灣地區的高階人才支援。最近幾年,我們更是看到,臺灣IC業退休人物,包括臺積電、聯電等公司的前核心高管紛紛加盟大陸企業,不是偶然。

大陸不缺基礎工程師,核心研發也在進步。但高階複合的管理人才依然匱乏。而王川提到的上述一批,則既有中國人的面孔,又有西方的思維。甚至有的比西方還西方。

當然,扯開王川的話題,既不要盲目用一種悲情觀來搪塞——我們的IC工業還沒有完全演進到那個地步,也不要妄自菲薄吧。因為,未來的跨國公司群體中,中國企業比例應該會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家面孔自然也是如此。

半導體巨頭領軍人角色出身緣何變化?

而未來的中國企業,甚至會更多僱傭西方人力充實管理層,那會是另一種視角的變化。比如著眼數字化時代與產業之間廣泛協同,未來中印兩國之間可能會出現高階人才的互動。中國企業可能會引入印裔高管。相反,製造業升級程序中,中國企業培養的人才或許能成為印度製造業升級的參照。

這種局面也許不如多年來美國跨國公司領軍人變遷帶給世界的觀感那麼深,但就未來而言,它的話題價值可能並不遜色。

至於說到印裔成為微軟、谷歌等巨頭公司的領軍人,再補兩段。它既有王川說的背景,同樣也有印度代表的全球新興市場力量的局群體。同時,我還認為,華裔與印裔高管角色分佈差異,也跟中國、印度等地的產業結構差異沉澱的思維有關。

IC業雖然上游形態上更像軟體設計,但整體而言,它是一種非常講究序列的工業體系,事關製造端的支撐。如此,你讓一個印裔高管負責對接中國大陸擅長的終端環節,那可能不如熟悉中國市場的人更有優勢。在供應鏈一端,他沒有那種天生的親近。許多跨國公司,在本地的供應鏈某些環節,幾乎與夥伴耳鬢廝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