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表示“天亦有喜怒哀樂的情感”，甚至其情感與人類相似。董仲舒賦予天意人格化的魅力，
其可貴之處是提出天命可知的承諾，
在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中認為天命是可知的，人類也需要透過進一步把握天道來掌握政治生活，瞭解生活運轉規律。
而董仲舒也極為看重皇帝在天人感應之中的作用，因此將“天”賦予神秘化，
將皇帝看為天的意志在人間中尋找的最高執行者。
其高明之處是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以神秘方式找到能夠制約王權的一條限制途徑。這顯然是難能可貴的，是指對至高無上“天”對人世間王權的限制，“天”限制王權具體形式也是透過災異來警告。
一、天人同類說
天人同類也是董仲舒在論證天人感應中的重要理論基礎，
董仲舒認為，天與人之間可以做到相互感應，其原因也是構成同類的重要基礎，更是按照陰陽五行模式所產生的。人與天有著相同的情感，人有著喜怒哀樂而天也有。人若有悲喜，天就會有陰晴，因此天與人之間則形成了一種感應，這也是天人感應的基本條件。
從這一點出發，董仲舒更認為天人同類，
所以天與人之間能夠做到相互感應，天與人之間有相同，氣及陰陽雖然是透過自然與機械方式進行，但仍然可以說明天道與人事之間的決定作用。與此同時，在天人同類說中認為天與人之間相互影響，但天與人兩者之間並非同等關係，天的地位明顯高於人。
天有目的有意志，天可以主宰人間的一切，因此天道對於人事有著決定性作用。董仲舒，認為天的權威性地位是天本身所決定的。董仲舒還認為人的身體結構取決於天，且人的性情好惡和德行都效仿於天，人的一切均來源於天，即便感應是雙向的，
但天對人的影響和決定性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視。
在天人同類說中認為天與人之間可以相互交換情感，但所強調的仍然是人對天的絕對順從。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人同類說中，對於人的理性缺少自信，甚至己經背離周初的人文主義傳統。而天既然可以有目的有意志的決定人所經歷的各種事情，也是透過災異說所實現的。
認為災異說是對與君主為政得失聯絡在一起。
二、災異譴告說
天子的權力之所以至高無上，都是由天賦予的，因此，受命於天的思想在商周時期便已經形成，而受命改制思想，總的來講也有著濃厚的先秦天命觀念思想所影響，
更體現出當時現實社會中至高無上的王權卻也受到一定限制約束。
董仲舒作為漢初中國哲學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其高明之處是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
以神秘方式找到能夠制約王權的一條限制途徑。
在董仲舒看來，當統治者政令出現過失，上天會以自然災害的現象警示君王，暗示其行為和統治方式有不足。
漢武帝在位時，曾對天下賢良提出冊問：“災異之變，緣何而起”。在對災異出現根源的回答上，
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理論出發。
認為人與天是同類，需要相互感應感知，這樣在認知能力上也可以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去了解天的意願。
認為天下降的“災異”與人日常活動相關，甚至人的行為舉止會決定“災異”。積極善良有德行的人，會讓人感到滿意。
一些行為不端且影響破壞自然的行為會惹怒上天，下降“災異”。
若君王不加註意，沒有感受到天的警告，那天會以各種奇怪異象使得造成恐慌，若統治者不畏懼自然災害，不順從天意，則上天會憤怒，並將下更大災難，使得民不聊生社會動亂，從而影響局勢穩定。因此，董仲舒的災異說也有著過分理解性和隨意性，
但在漢朝卻客觀解決了漢王朝王權制約等問題。
與此同時，在災異譴告中，對於天降災異在董仲舒看來是對天子統治中的一種否定，
每當災異出現時，天子需要檢查自己的言行，
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違背了天意，並改過自新完善自己管理和統治中存在的不足。
此外，從董仲舒災異說中可以看出，他認為君主是“天人感應”中的執行者，需要擔任與上天的溝通的職責，也是民眾與上天溝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在溝通交流基礎上獲得至高地位與榮耀，
為君主權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服從進行理論上的論證。
在此基礎上，董仲舒考慮到在天人感應理論下君主的特殊身份，會讓其他人有著高低貴賤之分，從而影響社會統治。若愈演愈烈，則無法與現代哲學中的平等理念相接軌，因此，
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現實意義，也是透過天道這一方式對至高無上的君主權力進行限制。
在漢代統治者迫切需要加強中央集權要求下，董仲舒當時的美好願望也宣告失敗，但這卻並不妨礙董仲舒成為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
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直至今日仍有著可借鑑之處。
與此同時，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中包含著多種神秘因素，雖然放到今天會具有一定迷信性質。但在西漢到東漢時期卻
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時社會統治和經濟發展。
綜合看來，董仲舒的“受命於天”這一思想理念能夠有效地將“天人感應”理論從思想層面上升到現實，在對君權“天”授的思想系統加以闡述發揮，為皇權統治提供一種明確限制，
在董仲舒受命於天的王制論中能夠做到相互影響，從而形成動態迴圈的系統。
三、天命說
即便當前人們對董仲舒的功過評價各有不同。但卻十分重視董仲舒在我國文化歷史中所起的作用，而董仲舒“天人感應”這一思想也有儒家天命說的精髓傳承。天命說也是一種具有的唯心主義傾向和宗教色彩的思想觀念，其中包含人類最早的環境觀，盛產於古代社會，
認為自然變化和社會執行是由某種超自然力量所主宰。
天命說作為商周時期重要的政治哲學靈魂，更是一種擬人的世界觀，是神化王權的歷史觀。在天命說中承認至高無上且不可阻擋地主宰性力量的存在，不僅操縱著自然界，更操縱這人世間。
天命說認為人和社會的命運是由上天主宰，強調天命不可違，
若單指某個人，則說明這個人承載了上天的意志，其他人需要服從他的意志。
在周人看來，天命無常。但周人將德行與天命連線在一起，也成為我國政治哲學中突破性的進展。認為治理民眾的權利是上天給予的，上天給予該權利也是因為你有基本的德行在。因此，
尊天保民也成為周人當時最高的施政綱領。
該綱領即便在我國以後的封建文化中也有著重要的地位。
從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角度來看，周初的天命說有著一定力量，但該理論也存在危機。該危機不僅體現在單層表示，更是可以應用到後續朝代的發展更替中。其中更加深層危機體現在王權歸屬實質上也是道德領域中的造化，
後來周人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也開始加強天與王權之間的關係。
在春秋戰國之後，中央王權不斷衰微，政治多元化趨勢不斷增強，文化思想也朝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思想家探究問題深度增加，在這一背景下，天命說的主張則顯得不夠充分，也無法滿足人們智慧要求。
但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更是成為了當時政治思想家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不論是孟子、孔子還是其他學派，都沒能對天命說進行重新闡述和完善，即便是戰國後期將五行相生說與歷史上的王朝更替相聯絡，並建立了五德終始說，
雖然是天命說的重要變革，但天命說也沒有因此被公式化。
曾經作為王權理論支柱的天命說在漢初已經面臨著一定的困境，需要結合歷史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進和修正。
董仲舒的天命說是對先秦的天命觀的一種繼承，
主要體現在幾方面：其一，董仲舒主張王權天授，主張天命無常，也確認王權神學依據。其二，認為新王受命應改制易服。其三，受五行說的影響，視天命轉移為一種有規律的迴圈體系。
四、總結
在董仲舒理念中，將王權更替看成“天”的意志，將民眾的福祉看成上天設立天子的主要目的。將災異天象看成是天對統治者不夠勤勉的懲罰和警告。因此，在天為至上的理念中，皇帝代表著天的意願，在受命於天的旨意後對人間進行統治。
實際上主宰人和宇宙萬物的是天，而非是統治者。
統治者只是代為管理的人選而己。
此外，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德治傳統，認為僅僅依靠德治不足夠，還需要加以刑罰。將德與刑和陰陽相聯絡，在體現出“天為至上”基礎上，更好地治理。
認為需要透過尊卑和教化實現陽德陰性。
董仲舒也設計出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認為天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
在天以下人與人之間也要尊卑有別。
對當時的社會有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