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總結了六條古人判斷正統的依據，第五條即是“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歷史統緒往往與五德終始說相聯絡，顧頡剛先生曾撰《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系統考證了五德終始說對政治、歷史的影響。

戰國至秦漢，五德終始說有兩種型別：一是以鄒衍為代表的五德相勝說，這一型別適用於征伐式的政權更替；二是五行相勝說，適用於禪讓式的王權更替。主張一個政權的合法地位是從之前某個朝代的合法性延續的。這一條說明統緒在正統中的重要性。南、北雙方均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南北朝時期多采用五行相生說法論證政權的合法性。

一、南北歷史統緒的爭奪

按照劉歆根據五德相生說排列的古代帝王次序，伏羲氏為木德，炎帝為火德，皇帝位土德，帝摯為金德，顓頊為水德，帝嚳又為木德，依次迴圈，生生不息。他還主張漢越秦承周，為火德。

北魏議定國號時，就討論了北魏在五行中的次序問題，

這次討論認為北魏應該為土德，孝文帝時期又再次議定，最終確定北魏承晉為水德。

崔光在議定德運時稱：“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舍晉而為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正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強狡。”

由土德改為水德意味著北魏否定了十六國政權的合法性，直接將北魏與西晉接續起來，使北魏呈現出繼承華夏正統的態勢。北魏確定為水德，不僅否定了十六國的合法性，也否定了東晉的正統性，這無疑有利於與南朝爭奪正統。

南朝只需證明繼承東晉的合理性，即能最大程度說明自身的正統性。劉裕出身寒門，這是貴族反抗其統治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要為自己承繼東晉做粉飾，為其樹立“受命於天”的形象。這在晉宋禪代的詔書中體現得十分明顯，晉恭帝先後下《禪位詔》《禪位璽書》，意在說明“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劉裕即位之後下《告天策文》，主要陳述了自己的功績，有“大造晉室，撥亂濟民”的功德。

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晉宋禪代披上了順應天命的外衣。

既然西晉為正統，東晉承西晉為正統，那麼承東晉的劉宋也應為正統，劉裕的一系列運作為整個南朝政權的正統性奠定了基礎。無論是北朝君主還是南朝君主都十分注重對正統地位的塑造，採取的方式也基本相同，都從天命和五德終始出發。因此符瑞、祭祀禮儀等都成為南北朝君主角逐正統的舞臺，這些內容也被記述在了史書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士大夫的心態在這一時期也發生著變化，劉宋的正統性受到質疑，對北朝的支援增多，劉裕建立劉宋是發生這種變化的關鍵轉折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東晉的正統地位受到普遍的認同，劉宋雖一再強調政權的合法性、合理性，但是不少士大夫並不認同它的正統性，出身卑微的劉裕不應該是正統統緒的繼承者。

原東晉的貴族對劉宋政權十分不滿，甚至有部分貴族投靠北朝，這種現象在劉裕意圖代晉時已經出現。

這一方面是由於劉裕對於司馬氏宗室的打壓，另一方面很大可能出於對北朝夷狄身份認識的改變，不再認為北朝是“戎狄豺狼”，投靠它甚至於服務它不再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情。與南朝士人向北朝遷徙不同，北朝此時不再有大量的華北士大夫南遷。

這是因為對於“華北士大夫來說，劉宋王朝的正統性已引起嚴重的懷疑”，大多數華北士大夫認為東晉為正統，南遷可以為南朝服務，幫助東晉完成一統的大業，從而實現自身的抱負。劉宋的建立使得他們的期望落空，南遷最重要的原因也隨之消失。

由此可見，不論南北，許多貴族、士大夫的心態都產生了變化，認為劉宋失去了正統地位，而北魏在採取一系列漢化政策以後，已然具有正統的部分特徵。不過北朝仍然有堅持以劉宋為正統者。永安二年，陳慶之醉酒之後說：“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璽，今在梁朝。”

儘管陳慶之看到了北魏繁盛的狀況，但他依然堅信，江左政權才是正統所在。《北齊書·杜弼傳》：“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高歡）曰：‘天下濁亂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南朝統系承繼明確，認為梁朝為正統，實際上也是對劉宋正統性的認可。

據上述內容可知，歷史統緒的爭奪是南、北朝雙方爭論的焦點。北朝利用五德終始說，對自身歷運進行討論、調整，最終確立北魏承晉為水德。這一確立使北魏成為華夏正統的繼承者。南朝則利用禪讓詔書，聲稱“德運”“天命”已由東晉轉至劉宋，透過這種方式掩蓋篡權奪位的事實，使正統地位得以順利轉移至劉宋手中。

二、天命思想的渲染

南北朝的統治者都十分看重“正統”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正統討論的就是帝王之位合法性的問題，這種合法不是程式的合法，而是天命的合法。天命變化最明顯的徵兆就是福瑞災異。南北時期的符瑞與先前兩漢時期不同，有學者指出：“先秦兩漢時期的天命符瑞，僅具有應天之命，改朝換代的含義。爾後在諸政權並立的時代，則具有強烈地排它性和競爭性，”顯然，為了證明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統治者往往會製造符瑞。

《宋書·符瑞志》上卷載：“宋武帝居在丹徙，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於墓樹。”

又載冀州有一沙門臨終之際告訴他的弟子“嵩皇神告我雲，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

《宋書·符瑞志》還將劉宋的先祖上溯至太昊帝伏羲氏，其目的“在於‘證明’兩個命題：一是以五德終始說為主線，闡述‘禪讓’的合理性，為劉宋政權禪自晉代的歷史事實披上合法的外衣；二是大力宣揚天人受命思想，將天命與歷史演進聯絡起來”，《南齊書·祥瑞志》也有類似的記載，“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紫氣屬天……太祖十七年，夢乘靑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佔者，雲‘至貴之象也’”。

南朝的史書之中相似的記載很多，其旨在說明南朝政權是應天命而生的，南朝才是正統政權所在。北朝在製造符瑞方面也不甘示弱，《魏書·靈徵志》載：“魏氏世居幽朔，至獻帝世，有神人言應南遷，於是傳位於子聖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絕，仍欲止焉。復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積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這一祥瑞追溯至獻帝，這離北魏建國非常遙遠。其寓意與沈約相似，也意在說明北魏先祖已有受命於天的徵兆。又載“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為雁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

南、北朝都在利用符瑞，藉助天命，以證明自身政權的正統性。

有學者認為“天命理論的本質是帝王對祭祀天神的壟斷”。可見，祭祀禮儀是爭奪天命的主要形式。統治者即位之際往往會祭天地，祭祀天地不僅僅是對天地的敬重，感謝上天的賜予，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承天序以明天道。因此，統治者即位之初往往會舉行祭祀活動。如《魏書·禮志》載：“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其祝文有“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土之靈。”

其後北魏的祭祀禮儀又發生了變化。孝文帝時期，首先實現了郊祀禮由有司攝事到皇帝親自主持的轉變。遷都洛陽後，又透過圜丘祭禮等儀式宣告天命在魏，與南朝爭奪正統地位的態勢趨於極盛。南朝除了要與北朝爭奪正統地位之外，還要面對內部門閥士族的威脅。其也急於宣告自身政權是天命所在。因此南朝統治者也多舉行祭祀活動。

劉宋武帝於永初二年“車駕祀南郊，大赦天下”。

其後諸帝，除前廢帝劉子業、順帝劉準之外，其餘諸帝均舉行過祭天儀式。南齊太祖建元二年“車駕親祠南郊”之後的武帝、鬱林王、東昏侯都進行過祭祀活動。

《左傳》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祭祀的重要性。祭祀將人間與天連線起來，是彰顯天命的重要形式。這些祭祀活動往往規格較高，程式繁瑣，聲勢浩大，能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南、北朝對祭祀活動的重視，目的是在統治範圍內營造承天命的現象，起到鞏固政權的作用。

三、社會各力量對南、北正統之爭的認識及態度

南北朝時期，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不佳，頻繁的戰爭，嚴重破壞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民眾厭惡這種生活狀況，南北朝時期的童謠、詩歌都有體現。如“寧逢五虎人市，不欲見臨賀父子”，臨賀父子指的是臨賀郡王蕭宏、蕭正德父子，均是梁朝貴族，常常剝掠百姓，百姓對於他們的恐懼超過了猛虎。

為人熟知的《木蘭詩》第一段即描寫了百姓不得不出徵的慘狀。對於民眾來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夠安穩地生活。

在北魏眾多安民的措施之下，南方的人民願意北上，

有學者經過考證得出：“流寓南方的北方漢人返歸得更多。”遷徙到北方，接受北朝的管理，接受了北朝的統治。

百姓棄自稱承天命的劉宋而去，轉而投向北朝，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南朝政權對百姓的壓迫；二是北朝安民政策的吸引；三是夷夏觀念的變化。百姓也不再認為北朝是蠻夷而是華夏了，如此一來，奉北朝為正統也合情合理。當然這種變化是區域性的，並不具備普遍性。

這種變化也在其它民族中有所表現，他們原本受東晉的冊封，因為東晉的正統地位得到了普遍的承認。那麼南北朝時期接受誰的冊封，向誰朝貢，即表明了他們對於正統的態度。《魏書》《宋書》《南齊書》都專列“民族傳”，其中《魏書》最多，達9卷，《宋書》4卷，《南齊書》3卷。三部正史的“民族傳”中，都有對高句麗的記載。

高句麗是周邊民族中特殊的一類，是南、北朝共同拉攏的物件。

其對南北朝朝貢的變化反映了他們對南北朝政權的態度。

高句麗對於南北朝的朝貢有著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對南北朝的朝貢較為“均等”，第二個階段偏向北朝，第三個階段起伏變化明顯。高句麗朝貢的變化與朝貢物件實力的變化息息相關。

在正統沒有定論的時候，自然要以實力作為主要的依據。正統懸而未決，每一方都有作為正統的依據，為了自身的穩定發展，選擇與南北朝都保持一種良好的關係無疑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總結

南、北政權的對立，複雜的民族關係使得南北朝的正統之爭具有華夷之辨的特點。南朝政權始終認為北朝是夷狄，忽視文化上的融合。北朝利用夷夏轉換的理論，淡化自身夷狄的身份，模糊夷夏之間的界限。南、北朝均有成為正統的部分條件，但又無法徹底擊敗對方。

隨著南、北朝的發展，南、北朝的正統地位均有支持者和反對者。

儘管官僚、士大夫階層、普通民眾，周邊民族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但此種變化也無法使得一方取得正統的完全勝利。

激烈的正統之爭鮮明地反映在了史書之中，以致“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南北朝各政權都視自身為“正統”，那麼史家在作史的過程中，自然為所屬政權立本紀，將對立政權置於列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