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族歷史:藩鎮割據時期幽州的民族文化融合

小編今天帶大家暢遊歷史的海洋,探索過往的事件奧妙噢!唐前期東北蕃族和突厥勢力的發展以及唐王朝所採取的羈縻政策,對幽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受唐初蕃族的歸附和唐玄宗時期邊防政策的影響,大量的少數民族勢力加入到幽州。這些少數民族在安史之亂後,逐漸本土化,使幽州的民族融合進一步深入。由於幽州藩鎮長期偏據唐帝國東北一角,與塞外的少數民族頻繁接觸,並且遠離中原文化中心,社會風貌也沾染了更多的邊塞胡風。安史之亂平定後,廣德元年(763年)安史舊將、偽署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降唐,唐仍故地任命其為幽州節度使。幽州鎮自此肇始。從廣德元年,至後梁均王乾化三年(913年)為李存勖政權所滅,存在時間長達150年。縱覽幽州鎮150年的歷史,其顯著特點是動亂十分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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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鎮之所以頻有叛亂,首先與幽燕地區社會風氣有很大關係。幽州鎮位於三鎮最北端,地處邊陲,長期以來即為胡漢錯居的地區,漢代即言此地“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民風強悍、粗獷。西晉末,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大量內遷,對幽州地區的社會習尚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長期的習俗薰染和文化積澱使幽州人生性好鬥,崇尚武力,君臣觀念十分淡薄。正如史書所言:彼幽州者…其民剛強,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荊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俗本兇悍的社會風氣成為幽州多軍亂的豐厚土壤。開放、多元是唐代安史之亂前文化風格的主流色彩,對異族、異域文化的認同和吸收是當時社會的普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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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由於其位於中原、蒙古草原、東北平原及黃土高原等幾大地理單元的交接地帶以及處於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銜接過渡的特殊地理區位,幽州又是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以來經受少數民族文化衝突、融合最為劇烈的地區之一,使得其社會文化的變遷更為明顯,成為北方各少數民族文化與幽州文化結合的一種新的胡漢文化融合交流的多元統一。唐代少數民族向幽州地區的內遷,導致了幽州地方文化特徵的變化。隋唐五代是邊疆民族內遷的重要時期,幽州在安史之亂前是突厥、奚、契丹以及中亞胡人的重要遷入地,幽州城的居民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或是混血人種,從幽州城坊(裡)的名稱如肅慎坊、賓坊、歸仁裡、歸化裡等等亦可見幽州城各民族會聚聚居的情形。

北京民族歷史:藩鎮割據時期幽州的民族文化融合

大量少數民族入居幽州,使幽州成為僑治蕃州最為集中的地區,容納了突厥、奚、契丹、室韋、新羅等數個民族,順、瑞、燕、夷賓、黎、歸義、鮮、崇等二十幾個僑治蕃州,所領蕃戶在天寶中至少二萬多戶,約佔幽州漢蕃總戶的三分之一,而活躍於此的少數民族遠遠超過此數,他們對幽州社會文化的影響可想而見。這些少數民族與北魏時期少數民族不同,他們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進駐,而是以依附的身份進入,所以他期們對當地社會風貌的影響有賴於唐王朝對他們的態度,從時間上來看少數民族大量入住幽州是在武后以及玄宗時期,一直到安史之亂前,唐王朝對少數民族文化都是採取相容幷蓄的政策,對少數民族文化認同和吸收是當時社會的普遍心理,所以少數民族的一些風俗習尚在幽州得以廣泛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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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源於西蕃,流行於北方各遊牧民族之間的上波羅球戲在幽州非常盛行,在當時幽州節度使的衙府之後,就設有一處著名的球場。在安史叛亂時期,受命駐守幽州的叛軍首領史朝清,就非常喜歡波羅球戲。會聚於幽州的諸多民族雖背景各有不同,但遊牧民族的勁悍剛勇之氣則是其顯著特徵,這種特質與幽州原有尚武之風的傳統組合再塑形成一種新的社會風尚,並進而成為幽州的主導社會風尚,而原有的儒雅崇儒之風逐漸衰弱,居於幽州的各少數民族或部落合居或個別雜處,因其勁悍善戰,相當一部分進入軍隊貢職,這樣,幽州才能夠吸收、容納大量的少數民族。安祿山成為節度使之後,更助長了胡風的盛行。《安祿山事蹟》載:每商(胡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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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安祿山用這種獨特的胡族宗教儀式來籠絡胡商,所以,在安祿山成為幽州節度使之後,胡族的風俗信仰在幽州當地更為廣泛的流傳。與胡風盛行的同時是朝廷禮儀的淡漠和儒學的衰微;(史思明)令其妻為親蠶之禮於幽州東郊,以官屬妻為命婦,燕羯之地不聞此禮,看者填街塞路。范陽盧秀才墓誌雲:(盧需)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毛求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資治通鑑》卷考異引《薊門紀亂》稱:自暮春至夏中,兩月間,城中相攻殺凡四五,死者數千,戰鬥皆在坊市閭巷間,但兩敵相向,不入人家剽竊一物,蓋家家自有軍人之故,又百姓至於婦人小童,皆閒習弓矢,以此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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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幽州處於激烈的征戰環境,使人們普遍經受了戰爭的錘鍊。安史之亂後,聞於燕薊間的盡是豪邁有勇力者,(薛)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張)孝忠以勇力聞於燕、趙。(趙萬敵)驍悍聞於燕、趙。許多文人北走燕薊在其詩歌中反映了幽州的社會風貌,杜甫《後出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高適《薊門行》: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安祿山胡化幽州的結果,使得幽州尚武傾向增加,崇儒文化淡化。雖然幽州藩鎮由於割據的環境,強調武力的作用,對文化的忽略為不爭的事實,缺少與長安、洛陽兩都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因此唐後期幽州藩鎮武質氣息極重,文化氛圍不如兩京文化中心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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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藩鎮胡化風氣即使特別濃重,當地仍保持了一定儒家的文化。唐後期幽州藩鎮的官僚大都世居本土,較少遷移,但是世居幽州的家族,子孫或優於武功,或優於文學,並不純粹以武功安身立命。如劉濟之父劉怦為盧龍軍校,並非出身於詩禮傳家的門第,而劉濟本人卻對經籍甚為留心,並且劉濟任節度使時期,對幽州的文化多有建設,特在涿州修建文宣廟,興復儒學。《全唐文》卷四八韋穩《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備述其事:天下郡縣,悉有文宣王廟,而范陽郡無然此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釋奠,蓋伺州之已事,假籩豆寄升降於故階。迨今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工部尚書御者何?史大夫彭城劉公,建中初假道州縣操長是邑,睹茲遺闕,喟然嘆息,顧其僚曰:吾宰三百里,作人父母,必權輿斯廟,以為人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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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視縣前近裡之爽塏,心規其制,口劃其地,度廣狹之量,平廬舍之區,發其居人,直以官俸,給以瓦木丹鐵之費,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財散之。人不知役,廟倏雲構,聖賢之像備,饋尊之器具,庭除肅然,黎元翕如,皆不待施而悅,不待教而變。於是置食錢二百萬徒三千員,洙泗之風,集於期月,張仲武父祖均為幽州軍將,但他有從文的經歷。考察一些世居幽州的家族,也可以發現這一特點。《全唐文》卷六一四王叔平《唐故監察御史裡行太原王公墓誌銘(並序)》:公諱仲堪,字仲堪,其先太原人也…五代祖衝,徙居幽州安次縣,子孫家焉,今則又為邑人也。為郡右族,繼生才賢…儒墨傳家,以孝悌自任,故時君不得而官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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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考令仙,蘊孫吳之術,好立奇功,累以勳伐,稍遷大理評事。公即評事府君之元子…速乎弱冠,乃為燕趙聞人。經史該通,詞藻豔發。本道廉察使賢而薦之,自鄉賦西遊太學,群公卿士,聆其聲而交之,所居結轍,名動京邑。大曆七年進士擢第。稽古之力,自致青雲,所謂拔乎其萃,為山九仞者也。解褐授太原府參軍事,服闋,本道節使奏授幽州大都督府戶曹參軍,以能轉兵曹參軍事,雍容府寮……子婿前鄉貢明經清河張存。王仲堪曾祖以儒學傳家,而其父則是以軍功入仕,王仲堪本人又是以文學進身仕途。為其作銘的王叔平為其族弟,為盧龍節度掌書記,子婿也是明經出身。由此可見,在幽州邊鎮,雖然武功備受重視,但是並沒有完全廢棄儒學文化,仍有一些士人參與科舉考試,保持科舉仕進出身的正途。文章到這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喜歡小編的文章請轉發並且評論哦!感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