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時，普安州的主要民族有漢族、“羅羅”“僰人”“仲家”“仡僚”諸族。
其中以彝族先民“羅羅”人口最多，分佈範圍最廣，在普安州的實力最強。
漢人與“僰人”“仲家”“仡僚”次之，漢人主要分佈於州城、衛所、及驛道沿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
而“仲家”等少數民族人口較少，影響力也相對較弱。（嘉靖）《普安州志》載：“（普安州）少數民族種類眾多，有‘僰人’‘羅羅’以及‘仲家’等，性皆強悍、暴戾、倔強。
《舊志》中記載普安的土酋號稱‘十二營’，這十二部落中有‘羅羅’‘仲家’以及‘仡僚’‘僰人’等少數民族。他們之間語言互不相同，經常以僰人充當翻譯。”
從嘉靖年間的這段記載來看，明代普安州的民族格局，與清代直至如今的民族格局有所不同。明代普安州少有其他民族，而多以彝族、白族、布依族的先民為主。
這些少數民族之間語言互不相通，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亦參差不齊。
在（嘉靖）《普安州志》中主要介紹了彝族先民“羅羅”與白族先民“僰人”，
可見這兩個少數民族在當時比較突出。
“羅羅”
“羅羅”為彝族的自呼，在普安州的彝語中，“羅”意為“虎”，這與彝族傳統的“虎崇拜”有關。
“其羅羅則有黑白之異，黑者貴，白者賤。累世為婚，然男家常以為男家、女家常以為女家……近年漸染華夏之習，稍變其陋，而邇於禮。”
這一段記載簡單介紹了普安州彝族先民的風俗，“羅羅”社會階級分化森嚴，黑彝和白彝貴賤區分明顯，而且有著明確的通婚範圍，隨著中央王朝逐漸深入，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這些“羅羅”的風俗也逐漸發生改變。
清代對這些“羅羅”的記載更為詳細，考慮到其與明代的“羅羅”一脈相承，所以從這些記載中我們也能窺探明代普安州“羅羅”的些許面貌，“普安州的羅羅有沙姓、謝姓、安姓、隴姓、隆姓等幾姓。這些羅羅分為三種，第一種為‘剛夷’，剛夷地位最低，世為奴僕。其次為‘白夷’，世為把目。地位最高的‘黑夷’，最為尊貴，世為酋長。”
從清代的記載不難看出，普安州的“羅羅”雖然是同一群體，
但卻分為三個社會階層，各個階層地位不一。
彝族在普安州的少數民族中佔統治地位，姓氏主要有隆姓、安姓、謝姓、沙姓、隴姓幾種。
“羅羅”各營俱有，但主要居於魯土、歸順、狗場、普陌、毛政五營。其中“龍姓管魯土，而簸箕、布雄亦屬之，黃姓管黃平，隴姓分管歸順、毛政、普陌、狗場，皆世代相承。”
總的來說，彝族先民“羅羅”是明代普安州的主要少數民族，
其分佈範圍廣，人口眾多，並且處於統治地位。
“僰人”
白族先民“僰人”是明代普安州另一重要的少數民族群體。按（嘉靖）《普安州志》的記載，“僰人”的文化水平較高，與朝廷的直接接觸較多。
“僰人近州應役，詩書弦訟，漸被華風，仕宦不乏。”
他們的服飾、婚俗以及祭祀，甚至平時的往來交際，一年四季的時令節日，都與中原地區十分相似。從明代的記載來看，這些“僰人”接受儒學教育較多，
而且間有出仕為官者，其風俗習慣與漢族基本相似。
“《通志》雲：‘
僰人
在普安土官各營，男女皆披氈衣，垢不沐浴，凡猓、狆、
獦
獠言語不通者，常以
僰人
通傳聲音’。《峝谿織志》雲：‘
僰人
號十二營長，羅鬼、獦獠言語不通，僰人傳譯’”。
“僰人”群體善與他人交往，除了是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橋樑”外，作為在政府與少數民族之間充當翻譯的“通事”，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充當了政府治理少數民族的“助手”。
對於這些“僰人”的來源與分佈，（乾隆）《普安州志》中有些許介紹，大意是說：“僰人”主要居於魯土營、簸箕營、狗場營三個地方，
大概是大理王段氏、蒙氏的後代遺民，所以他們的姓氏很多都為段、李、趙這三姓。
他們通曉“仲家”“羅羅”以及漢人的語言，服裝與漢人一樣，他們和漢人一樣讀書、參加科舉，也有些入學肄業的。
婚配基本在本民族之內。性格相比“羅羅”“仲家”更為狡猾。從這些記載來看，明清時期普安州的白族先民文化水平較高，與朝廷的直接接觸更多，而且分佈相對較廣。
但從對他們的評價來看，朝廷對他們也不盡信任，只將其看作文化水平較高的“夷”而已。
民族交流與融合
除“羅羅”“僰人”以外，普安州還有一些人口較少的民族如漢族、“仲家”等。明代普安州漢人較少，早期除屯軍以外，基本上沒有其他漢人群體，
所以有“漢族由前明徵調而來，前此未有也”的說法。
明代普安州的漢人多分佈在州城及附近以及驛道沿線，“六里中皆漢人，為前明傅友德從軍分屯於此，無苗蠻雜處。”
漢族人口雖少，但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屯軍以及後來逐漸遷入的漢族群體帶來的一系列先進生產技術與文化，
無疑是推動普安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普安州本身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隨著漢族人口的不斷遷入，漢人逐漸與少數民族雜居一處，相互影響。“洎乎前明分戍置屯，設衛所於陵元之堡，如曰安籠。嗣是以還，人雜漢彝”。
又有“仲家為苗中最黠者，性本貪殘，情多狡詐。……男苗薙髮已久，頭纏青花布巾，衣則漢裝，通漢語者不知為苗人也”。
甚有早期的漢族遷來以後，由於與地方少數民族交流日漸深入，一些漢人逐漸融入少數民族群體中，例如普安州的“仲家”，有一部分便是由漢人演變而來。
“仲家有三種……然在普安州者，無此三種。基漢人久處於此，即流為仲家。”
除此之外，亦有部分少數民族融入漢人群體中。從清人的記載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普安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大致相伴而存，雙方實力的消長決定了是“苗為漢”還是“漢為苗”，
雙方的習俗、信仰相互影響，“如今砸酒、繞棺，幾何不為苗染耶”。
這一現象，反映了明代普安州儘管各民族群體界限明顯，
但各民族在長期共處、聯絡日益密切的背景下開始逐漸出現民族交流與融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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