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紀，蒙古人領導了遊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第三次衝擊，這是最後一次，也是範圍最廣的一次。這次衝擊進
一
步打破了各民族之間相互隔絕和孤立的封閉狀態，人們的活動空間和視野更加開闊。
衝擊過後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再一次大融合，
“入贅”的蒙古人在軍事上征服農耕文明後，被後者在精神上所征服。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和精神文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伊兒汗國各宗教派別的發展，與汗國統治者的宗教態度和政策息息相關。有前伊兒汗國時期，宗教寬容政策下的眾教並存；也有伊兒汗國前期，宗教偏愛態度下的興衰交替；還有伊兒汗國後期，宗教迫害政策下的眾亡存一。
不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伊兒汗國不同時期所採取的不同宗教政策，維護或追求的都是他們自身的利益。汗國宗教政策的不斷調整，體現了蒙古人對宗教的深刻認識，折射出他們全面且靈活的宗教價值觀。
來到波斯地區的蒙古人沒有擺脫被較高文明所征服的命運，他們的伊斯蘭化貫穿始終，經歷了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最後，他們融合於強大的伊斯蘭文明之中，成為伊斯蘭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政策引導了教派變遷
眾所周知，在蒙古人的對外擴張中，他們對其他宗教採取了寬容政策，對落入他們之手的牧師和聖職人員禮遇有加。帝國最高統治者們從來沒有公開依附於任何
一
種宗教。不管是對帝國境內的還是境外的人民的信仰，他們都保持放任自由的態度
。
當然，這種態度不光是利他主義，蒙古人也是為了迴避與其他民族在信仰觀念
上
的差異，減少擴張過程中的阻礙，更好地實行自己的統治。窩闊臺時期，蒙古人在綽馬兒罕的率領下發起
針對伊斯蘭世界的又一
次西征。
蒙古人的到來解救了伊斯蘭教統治
下
的其他各教派人民，
西亞地區
的基督教、猶太教等又一次迎來了發展的
春天
。同時伴隨蒙古人到來的，還有波斯地區人民陌生的薩滿教、佛教等。這樣，波斯地區就像一個美麗的大花園，盛開著不同宗教的花朵。
阿拉伯帝國崛起後，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成為不共戴天的死敵。
在百年間，兩教因政治軍事等原因，互相攻訐，數度拉扯，各有獲勝，在阿八哈即位後，延續了其父的宗教政策，基督教發展蒸蒸日上，出現了繁榮復興的景象。
合贊汗上臺後，推出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政策，結束了成吉思汗開創的宗教寬容政策，採用伊斯蘭教作為國家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佛教的復興或出現如同曇花一現，又為時間長河所淹沒。蒙古人傳統的薩滿教信仰，也在與伊斯蘭文明的交匯融合中蛻變消失，最後他們成為了地地道道的穆斯林。
伊斯蘭教在遭受蒙古人的致命打擊後，又為他們所崇尚，面目全非後是改頭換面，波斯地區曾佔統治地位的遜尼派逐漸讓位於什葉派。雖然皈依後的蒙古統治者對穆斯林的所有派別毫無歧視，無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作為宗教生活的一種方式，都得到了發展。但什葉派在伊兒汗國的發展更為迅速。什葉派在波斯地區的影響迅速擴大，最後成為該地區佔統治地位宗教派別。
宗教發展貫穿了教派之爭
蒙古人對伊斯蘭世界發起的戰爭，曾一度帶有基督教中神聖的戰爭色彩。他們自詡是基督教徒的解放者，是懲罰穆斯林的
“上帝之鞭”。他們又重新燃起了“十字軍東征”的復仇之火，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的戰爭衝突再一次升級。伊斯蘭教世界與基督教蒙古世界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掠奪性戰爭。
蒙古人宗教寬容政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在帝國境內各種宗教共同存在。然而，各種成熟宗教的排他性，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派別之間的明爭暗鬥、相互詆譭，甚至過激的械鬥行為。結果打來打去，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讓什葉派趁虛而入，統治者完者都改信什葉派，取得了勝利。
在基督教的受寵時期，大主教禁止教徒改信異教，有時甚至強迫穆斯林改從基督教。隨著基督教勢力的膨脹，其欺壓、不尊重穆斯林，侵佔清真寺的行為也愈發顯著。
基督教徒甚至還慫勇和蠱惑蒙古人傷害伊斯蘭教信徒。
1288
年，蒙古人在埃爾比勒堡基督教徒的勸說下傷害庫爾德人就是一例。這也是
1310
年庫爾德人在幫助蒙古人圍攻該堡時如此賣力的原因。
蒙古人對基督教徒的庇護以及基督教徒的耀武揚威遭到了穆斯林們的怨恨和反抗。合贊汗宗教改革政策剛一推出，伊斯蘭教復仇的火焰如決堤之洪水傾瀉而出。
基督教徒在前合贊汗時代努力之經營瞬間化為烏有。就連一位信基督教的蒙古王后也不得不去躲避這場災難，當時兩派鬥爭之烈可想而知。
後合贊汗時代，雖然伊斯蘭教一家獨大，但宗教生活也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和平。由於教義的分歧，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由來已久。統治者選擇某一教派作為自己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導致兩教派之間勢力不平衡現象的出現。
這樣實力強的一派就會借統治者之力強行推行自己的教義，而另一派也不會輕易接受，鬥爭似乎成為必然。伊本
·白圖泰曾提到，如果一個遜尼派教徒在阿里或侯賽因的陵園，不以阿里的名義發誓或祈禱，就會有被什葉派打死的危險。
雖然宗教在本質上屬於意識形態或思想領域，但也有外在體現的組織制度，也有會劃分出不同的社會群體。派中有派是宗教的一般規律，而教派的進一步分裂也是因為有矛盾的存在。完者都時期，同屬遜尼派的哈乃斐派官員與沙斐儀派官員為獲取統治者的寵愛，相互構陷，鬥爭激烈，最後為什葉派趁虛而入，完者都棄遜尼派改信什葉派。
伊斯蘭化註定了眾亡存一
除帖古迭兒皈依伊斯蘭教之外，合贊之前的諸伊兒汗在西亞地區都奉行蒙古帝國的傳統政策。蒙古人對軍政領導權實行壟斷，當地穆斯林貴族被排除存汗國政權的決策、領導之外，極少數被利用，也是擔任著蒙古人不太擅長的財政職務。
另外，為鞏固剛剛建立的汗國政權，諸伊兒汗採取
“拉一個打一個”的方法，加強對西亞地區眾穆斯林的統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政策引起了穆斯林的反抗和起義，蒙古統治者越來越覺得缺乏一個堅實的政治基礎。
蒙古人遊牧式的經濟政策也不適應西亞農耕經濟的發展。到乞哈都時期，汗
國已
民窮國困，經濟凋敝，財政拮据。這種經濟政策嚴重阻礙了西亞地區經濟的正常發展。蒙古人與當地被統治階級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為緩和矛盾，並儘可能地爭取當地穆斯林的支援，伊兒汗國
唯一
的出路就是實施伊斯蘭化的改革政策。伊兒汗國蒙古人的伊斯蘭化是西亞地區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採用伊斯蘭教作為官方宗教則是汗國伊斯蘭化過程的重要標誌之一。
當然，伊兒汗國蒙古人伊斯蘭化的過程也是其傳統風俗和信仰蛻變甚至消失的過程。雖然他們皈依了伊斯蘭教，但原有的宗教信仰依然殘留於腦海。這種新舊信仰的調和是全體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貴族們的一大特點。
各個民族都是在他們自己的環境下接受的伊斯蘭教，不可避免地會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很難與過去的傳統以及殘留的前伊斯蘭教的習俗和信仰相割捨。蒙古傳統元素消失之時，也是西亞地區蒙古人融入伊斯蘭民族之日。
宗教促成了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融合，即西亞地區的蒙古人融入到伊斯蘭教民族之中。進入西亞地區的蒙古人，其宗教信仰五花八門，有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還有奉守自己民族信仰的薩滿教徒。也就是說這些蒙古人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來強化自己的民族特徵，增強自己民族的凝聚力。
面對來自信仰統一的農耕民族的同化，蒙古遊牧民族顯得力不從心。歷史上大多數民族的形成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關係之上，但也不乏社會文化促成的民族。表現為一種社會文化形式的宗教正是透過
“社會文化”促成了作為社會文化共同體的民族的形成。
伊斯蘭教的行為規範、道德規範和法律制度逐漸被蒙古人所遵循，伊斯蘭教的儀式、禮儀等集體性的社會意識也漸漸為蒙古人所採納。伊斯蘭教弱化了蒙古人的民族特性，他們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深深刻上了伊斯蘭教民族的特徵。在遺傳特徵消失後，蒙古人真正融合於伊斯蘭教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