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的族源與沙陀部族的內遷，一、沙陀的族源。
後唐的建立者李存勖是沙陀人。史料中有關沙陀的記載較少，學者們關於沙陀族源也未形成統一的意見，這裡以史料和相關研究為基礎進行探討。
根據史料記載，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資訊：第一，三條史料都提到了沙陀起源於西突厥。第二，《新唐書》提到沙陀是西突厥處月種，曾居住在金娑山的南邊，蒲類海的東邊，因為居住地有一片大沙漠的名字
叫做
沙陀，因此而得名。第三，《新五代史》言沙陀原來是以朱邪為族號，後來更改族號為沙陀，朱邪作為姓氏。
綜合來看，能夠發現明確朱邪、處月與沙陀三種稱謂的定義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能更清晰地看出沙陀的族源。
首先是關於朱邪的記載，言武皇的祖先生於鳥巢中，因被諸族傳養，以諸爺為氏，後語訛為朱耶。元人耶律鑄在《涿邪山詩》中提到“處月之言，鹽滷地也……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朱邪初曰涿邪，後聲轉為朱邪，又聲轉為處月，今又語訛聲轉為川闕”。按照耶律鑄的記載，朱邪和處月都是出自涿邪的聲轉，指代的應該相同。但是在史料中處月和朱邪又往往連稱，因此不能夠以朱邪概處月。
那麼朱邪和處月到底是什麼關係呢？處月是西突厥部族的組成部分之一，史料記載，“賀魯來降……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左衛大將軍程知節與賀魯所部……處月預支俟斤等戰於榆幕谷”。
“俟斤”是官職名稱，一般由部落首領擔任。因此，朱邪闕俟斤阿厥是處月朱邪部的首領，預支俟斤是處月預支部的首領，處月在當時至少應該包括朱邪部和預支部。朱邪部是處月部落聯盟中的一個小部落。
再看沙陀。史料中最早出現“沙陀”二字是在《新唐書·沙陀傳》：“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受之。”“射脾”是部落名稱，“俟斤”是官職名稱，那沙陀那速顯然是人名且他是射脾部的首領。
由此可見，沙陀在此處是一個姓氏，而非部族名稱。《新唐書》又記：“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金山死，子輔國嗣……（輔國）死，子骨咄支嗣……骨咄支死，子盡忠嗣……盡忠與朱邪執宜謀……執宜死，子赤心立。”
朱邪赤心在唐鹹通年間因討伐龐勳立功被賜名為李國昌，後經過其子李克用在河東地區的經營與發展，其孫李存勖在923年建立了後唐。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其世系為沙陀金山——沙陀輔國——沙陀骨咄支——沙陀盡忠——朱邪執宜——朱邪赤心 （李國昌）——李克用——李存勖。
而實際上沙陀金山之前的部落首領除了上文提到過的朱邪闕俟斤阿厥之外，還有朱邪孤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朱邪孤注跟隨阿史那賀魯反叛唐朝，“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斬首九千級”。
由此推測朱邪孤注應該是朱邪闕俟斤阿厥之後被推舉出的部落新首領。《新唐書》記載沙陀金山在唐高宗龍朔（661——663年）初“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
根據史料記載，朱邪孤注跟隨阿史那賀魯反唐被殺後，處月部眾在新首領的帶領下重新歸附唐朝，沙陀金山應該就是朱邪孤注被殺後統領部族的新首領。由此，史料可見的朱邪部族的世系應為朱邪阿厥——朱邪孤注——沙陀金山——沙陀輔國——沙陀骨咄支——沙陀盡忠——朱邪執宜——朱邪赤心（李國昌）——李克用——李存勖。
據以上所論，從朱邪部的世系可以看出，建立後唐的沙陀族族源應該是朱邪部，朱邪又是西突厥處月部落聯盟中的一個小部落，由此推測沙陀可能起源於西突厥處月部下的小部落朱邪部。
沙陀的族源與沙陀部族的內遷
沙陀族的早期活動範圍主要在西域一帶，此處主要討論沙陀由甘州內遷到靈州後又遷徙到河東地區的內遷過程。
二、沙陀部族的內遷。
要梳理沙陀由甘州內遷至靈州的過程，首先要了解當時的背景。在唐朝貞元年間（785——805年），沙陀首領曾率領七千帳的部眾歸附吐蕃，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大論”。
由此，沙陀部族便遷徙到了甘州，當時吐蕃屢次犯邊，勇猛的沙陀騎兵常被作為先鋒。後來回鶻進攻吐蕃取得了涼州，吐蕃懷疑沙陀首鼠兩端，懷疑其對吐蕃有二心，便想要將沙陀遷往河外，這引起了沙陀的恐慌。朱邪執宜和朱邪盡忠商量後決定率領部族內遷歸附唐朝。關於這次遷徙，《新唐書》有詳細的記載。
除了上述的史料之外，《資治通鑑》在考異中還引了趙鳳的《後唐懿祖紀年錄》。根據其中的記載，回紇奉誠可汗收取涼州的時間為貞元十三年（797年），而沙陀此次內遷的時間為貞元十七年（801年）。“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眾……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鞬山率其部三萬東奔”。
司馬光認為《後唐懿祖紀年錄》中對沙陀此次遷徙記載的時間有誤，他根據《德宗實錄》等資料的記載認為沙陀遷徙的時間為元和三年（808年）。
對於《後唐懿祖紀年錄》的記載，樊文禮也持懷疑態度，他將沙陀內遷歸復唐朝歸因於回紇攻取涼州後沙陀受到吐蕃猜疑，因此沙陀此次內遷的時間因該是在元和三年（808年），而非回紇攻取涼州的貞元十三年（797年）。
徐庭雲在對比了《後唐懿祖紀年錄》《新唐書》《後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料後，也將朱邪執宜率沙陀部眾歸唐的時間定為元和三年（808年）。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根據史料中的記載還對沙陀此次遷徙的路線進行了討論，將沙陀由甘州內遷時的路線分為兩條，一條自甘州沿祁連山急行，到達洮水之地，之後轉戰石門，最終到達靈州。另一條則從甘州向東北遷徙，到達今內蒙、山西等地。
具體來看沙陀內遷時的兩條路線，一路“由祁連山而南，經洮水，為追兵所覆，其殘眾或走興元，或走鳳翔”；一路“則由亦不喇山而東，經阿拉善以抵靈州”，受到追擊後“或東南走太原，或東北走振武”。沙陀人之所以要自甘州北上1100多公里至烏德鍵山再折向南方的靈州，是因為要避開與吐蕃人的正面交鋒。
另外根據史料記載，沙陀內遷的路線是生活在沙陀、金滿二州的沙陀人所行進的路線，而不是在甘州前線的沙陀士兵所行進的路線。沙陀人為了減少損失，將人進行分散。葛勒阿波率領七百沙陀士兵從振武歸降，所剩老人和幼童分別從鳳翔、興元、太原歸唐。
綜上所述，沙陀此次內遷的路線分為兩條：一條自甘州沿祁連山到達洮水之地，之後轉戰石門，後到達靈州；另一條則從甘州向東北遷徙，輾轉與部落匯合。沙陀人經過了此次遷移之後，人數傷亡很大，進入靈州後沙陀人被當時的靈鹽節度使範希朝安置在鹽州，首領朱邪執宜被任命為陰山府兵馬使，範希朝還為沙陀部眾買來牛羊，讓他們休養生息。
(一)沙陀由甘州內遷至靈州。
沙陀人繼續向河東的遷徙歸因於範希朝的調任，元和四年（809年）範希朝被調任為河東節度使，在鹽州居住僅一年的沙陀人也隨之遷徙到河東。關於這次遷徙，《新唐書》《新五代史》有所記載。
《新唐書》卷218《沙陀傳》：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眾於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新五代史》卷4《莊宗紀上》：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
從上述的記載看來，唐朝的官員對沙陀的內附還是有疑慮，害怕地處靈武的沙陀因靠近吐蕃人有所反覆，因此沙陀便跟隨範希朝的調任遷往河東，其遷徙安置的具體的位置為神武川，即今天的朔州一帶。伴隨著遷往河東，沙陀人開始發展，為唐朝效力，為後期建立王朝打下了基礎。
(二)沙陀由靈州內遷至河東。
李存勖稱帝建立後唐之後，同時期的南方漢人政權便紛紛上表承認其政權的合法性。沙陀人實為“夷狄”，卻能被漢族士人所承認，這個問題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是五代時期問題的主體，這兩個政權都任用漢族士人，但漢族士人對這兩個政權的態度有區別，加以比較後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漢族士人對沙陀政權的認同感。張希崇原來是後唐平州守將，後被阿保機掠入契丹。阿保機重視儒士，對張希崇委以重任，授予他“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
雖然契丹主對張希崇很是優待，但在李存勖稱帝建立後唐之後，他還是決定回到中原地區，最終他尋找機會殺了契丹將領，“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還有曾任後唐翰林學士的張礪，因戰敗陷於契丹，受到耶律德光的賞識。契丹對待張礪的政策十分優厚，但張礪還是想回到中原地區。
他曾經對耶律德光說：“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由此可見漢族士人對中原政權有留戀情緒，在被俘虜到契丹後，很多儒士都想南歸，也從側面反映了漢族士人對沙陀政權的認可和接受程度要高於契丹。
在華夷觀方面，士人群體發揮了“用夷變夏”的思想，將“仁義”、“禮義”作為區別華夷的標準。在正統觀方面，沙陀李氏自唐鹹通九年（868年）被賜予李姓之後一直以李唐宗室自居，並在後唐莊宗稱帝時奉李唐先帝為宗廟，這些做法使漢族士人認同後唐的正統地位。由此可見，後唐政權的建立沒有引起漢人士大夫的反對，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沙陀貴族的漢化程度較高。沙陀人內附成為唐朝百姓，說明沙陀人在由甘州到靈州最終到河東地區的遷徙過程中已經成為了唐朝的臣民，漢族士人也接受其作為唐朝大家庭的一份子。
並且沙陀自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隨賀魯降唐以來，一直與中原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的聯絡。五代時沙陀已經實現了基本的漢化，至少沙陀高層貴族在服飾、語言等方面和漢族人無異。
第二，沙陀貴族與唐朝上層統治者聯絡緊密。李克用的父親曾被唐朝賜國姓李，引入屬籍。在討伐龐勳的叛亂時，後唐獻祖朱邪赤心立功被賜名為李國昌，並且“預鄭王屬籍”。
既然被賜姓氏且加入鄭王屬籍，那麼後唐李氏便在籍屬上屬於唐朝宗室。這也體現了沙陀李氏對被賜以國姓的珍視。另外後唐莊宗李存勖稱帝后，“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這樣的做法也更容易獲得了漢族士人的認同。
第三，後唐極力繼承唐朝的政治衣缽。朱溫弒唐帝后建立了強大的後梁政權，沙陀李氏為了對抗後梁，奪得唐朝正統地位的延續，依舊沿用唐朝的年號，宣揚要匡扶唐朝。
後唐建立之後，大臣們上奏請求廢除朱溫時實行的政治制度，李存勖也贊同大臣們的建議，派人去定州敕庫取得唐朝時的《律令格式》。後唐這樣廢除後梁律令，恢復唐朝政治制度的做法，也讓漢族士人更加認同後唐政權。
第四，契丹帶來的強大的異族壓迫。有來自外部的軍事壓力，往往會增強政權內部的凝聚力。契丹是五代時期後唐北方面臨的強大的敵人，契丹南侵的野心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後唐內部的凝聚力，漢族士人在這樣強大的異族壓迫下，更容易認同中原王朝。
第五，統治者尊重中原生產生活方式。沙陀在內遷之後逐漸放棄了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轉為定居農耕。因此沙陀統治者更能理解農民的疾苦，重視生產，輕徭薄賦。後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期間提倡節儉，詔令地方防禦使、節度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於州府圓融，不得科斂百姓”。
同時還獎勵耕織，他接受範延光的建議，當有逃戶迴歸時要減免其相應的稅收，幫助這些逃戶安定下來。同時也推行了一些激勵政策，“若州縣官招得五百戸以上，乞等第獎酬”。這種重視生產、獎勵耕織的做法更容易受到漢族士人的認同。
第六，重用漢人並和漢族人通婚。李克用時重用的張承業，李存勖時重用的郭崇韜都是漢人。沙陀和漢人的通婚是從上層貴族到平民階層的普遍現象，透過通婚，加速了沙陀的漢化過程，使漢族士人對沙陀政權更容易獲得認同感。
後唐政權內部的民族認同問題。
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沙陀族建立的後唐政權取得了漢族士人的認同，妥善處理了內部的矛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