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上一篇文章中講到，經過公元前341年與齊國的馬陵之戰、公元前340年與秦國的河西之戰，曾經的戰國老大被徹底打趴下。面對這一窘境，過去在戰略上幾乎一無是處的魏惠王，終於想起要轉型自救。
魏惠王的自我救贖
多年來，魏惠王魏罃雖然昏招迭出，但那也許只是水平問題；就態度方面而言，他並非一無是處。眼下，對於魏國在自己手上一落千丈的現狀，他表達了深深的自責（《史記·魏世家》）：
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並且終於放下了身段聽取別人的意見：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史記·魏世家》）。為了緩解被東西兩面夾擊的危急態勢，他採取了魏相、名家學者惠施的建議，往東向齊國示好：
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
魏惠王的運氣還不錯。商鞅變法雖然使秦國改頭換面，卻也在各階層激起了極度的仇恨：“
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淪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的保護傘沒了，秦國各階層對商鞅的仇視終於等來了爆發的契機。秦惠文王為了平息民怨、拉攏貴族、穩固權力，決定拿“
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
”的商鞅開刀，以謀反罪名將其除掉，並對屍體施以車裂之刑。（《資治通鑑》卷二）
秦國忙於處理內政，讓魏國在西邊的壓力得到暫時緩解，魏惠王加緊了在東邊的動作。公元前334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即“
齊威王與魏惠王二人在徐州互相稱對方為王
”。（今山東滕縣東南）
實際上，根據史料來看，在這之前，魏、齊兩國國君已經在國內自稱為王；而這次徐州之會，則是首次承認對方為王，也就是把王的頭銜提升到了諸侯國層面。在公元前334年以前，根據周天子的官方認定，魏國國君魏罃的級別是“侯”、齊國國君田因齊的級別是“公”；在周王朝“王、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體系中，之前公認可以被稱為“王”的只有周天子（楚、吳是例外，下文會講）。
表面看起來，這只是換個稱呼、互相承認為王而已，為什麼說是魏國的自救措施呢？惠施看似簡單的一招，其實暗藏玄機。
魏國“徐州相王”蘊含的三層戰略目的
首先，與齊國和解，避免成為眾矢之的。
這些年來，打殘魏國的主要力量是齊國。公元前254年，魏國圍攻趙國邯鄲時，楚國也曾派景舍率軍救趙，但並沒有改變大局。第二年十月，邯鄲投降，而齊國“圍魏救趙”的大軍已近逼近大梁，回救的魏軍主力在桂陵被以逸待勞的齊軍擊敗；第二年，秦國的公孫鞅在西線趁機伐魏，而齊國為了逼迫魏國退出邯鄲，在東線糾合了大小諸侯國圍攻魏國的襄陵。公元前251年，面臨東西夾擊，魏國不得不歸還邯鄲，集中精力對付秦國。
而在十年後的公元前241年，魏國伐韓時再次中了孫臏的“圍魏救韓”之計，經過馬陵之戰，魏國不僅名將龐涓被殺、太子被俘，十萬精銳魏武卒也損失殆盡。而公孫鞅抓住了魏國空前虛弱的時機，在第二年奪回了秦國丟失60多年的河西之地（《資治通鑑》卷二）：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理解：秦國之所以能衝出關中，齊國在客觀上幫了大忙。
甚至在河西之戰後，齊國再次落井下石，聯合趙國又踩了魏國一腳。更嚴重的是，所謂樹倒猢猻散，不僅韓、趙站到了齊國一邊，在十年前紛紛拜魏惠王碼頭的魯、衛、宋、鄭等小國也改抱齊國的大腿，魏國面臨著淪為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及時認清形勢、奉齊國為大哥，將極大緩解魏國面臨的國際壓力。
其二，報復齊國。
惠施在勸魏惠王尊齊時，曾這樣解釋過用意（《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
王若欲報其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遊人而合其鬥，則楚必伐齊……是以王以楚毀齊也。
為什麼他認定楚國定會遷怒於齊國？在這之前，除了周天子外，南方楚、吳越等國的國君甚至在春秋時期早已自稱為王。這兩個諸侯國一向被中原視為教化之外的南蠻之地，比如楚王原本的爵位只是比伯還低階的“子”。性子暴烈的楚國君臣咽不下這口氣，在瘋狂開疆拓土後認為自己的實力足以傲視天下，因此自封為王。而面對這種行為，日益式微的周天子無力征討，其他諸侯更不願意吃力不討好，於是就把這兩國視為不懂禮數的蠻夷，置之不理。
而現在，看到魏、齊這兩個大國互相承認對方為王，而自己自封楚王這麼多年卻一直沒人承認，這讓楚威王如何不憤怒？再加上魏國的“遊人”（即說客）從中煽風點火、聲稱本國是受了齊王的脅迫不得已而這麼做，楚國定會“槍打出頭鳥”、找齊國的麻煩。
巧的是，就在同一年，東南的越王本來想北伐齊國，結果在齊國君臣的一番忽悠之下改為攻打楚國，沒曾想卻被楚國打了個落花流水：
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
。（《資治通鑑》卷二）
不出惠施所料，第二年，楚國大舉伐齊，包圍了徐州（對，就是齊、魏相王的地方），齊國戰敗，南線的壓力劇增。
其三，破壞秦國“尊周自重”的戰略。
戰國時期，隨著三家分晉，周王室的權威一落千丈；各諸侯國雖然在面子上仍奉周天子為“天下之共主”，但實際上早已越來越不把他當回事。但有一個國家例外，這就是秦國。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時，可憐的秦國甚至還沒完全融入周王室的體系（《資治通鑑》卷二）：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年輕的秦孝公深以為恥，他因此決定奮發圖強，“
佈德修政，欲以強秦
”。在這種前提下，在魏國擔任中庶子的公孫鞅入秦後，被秦孝公當做救命稻草一般委以重任，由此開始了“商鞅變法”。
經過十餘年的變法，秦國逐漸改頭換面，國內煥然一新：“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不再是西陲的“夷翟”；對外也鋒芒畢露，數次擊敗韓、魏等國軍隊。
而在周王室面前，秦國也迎來了高光時刻（《資治通鑑》卷二）：
王致伯於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這一年是公元前343年。大意是說，當時的周天子（周顯王）封秦孝公為方伯，各諸侯國都前來祝賀。秦孝公命令公子嬴少官率領軍隊，在逢澤與諸侯舉行會盟，而後朝見周顯王。這是戰國以來，秦國首次得以參加中原諸侯國的會盟，秦孝公經過近20年的努力，終於一雪前恥。
雖然周王室已日漸式微，但秦國扯著這面大旗，不僅能引來一批小國簇擁，也能給魏國帶來輿論上的壓力（畢竟自己是瓜分了晉國而來的）。因此，在魏國與齊國共尊為王后，連同南方的巨無霸楚國，當時最強的幾個國家集體把自己拉昇到與周天子同等的地位，等於讓秦國幾十年努力得來的“方伯”頭銜變得毫無價值。
然而，魏國這一自救戰略帶來的結果不僅僅侷限於以上三點，若放到整體政治大局來看，更給戰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深遠影響。
徐州相王，撕掉了諸侯國的最後一層遮羞布，純粹的“戰”國到來
齊、魏稱王，給了周王室的分封體系致命一擊。
在春秋時期，中原霸主晉國是周天子的本家，東邊的齊國是則姜太公的後裔，這兩個實力最強的諸侯國，數百年內不僅是周王室的代言人，也是分封制的維護者和捍衛者；齊桓公“尊王攘夷”的旗號，更是讓周王室得以續命。
在三家分晉後，魏國繼承了晉國的政治遺產；齊國雖然“田氏代姜”，但也仍延續了對周天子的臣屬關係。公元前389年，田和代齊後，正是在魏文侯的幫助下，才獲得了周天子的官方認證（《資治通鑑》卷一）：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而現在，這兩個曾經力撐周王室的大佬帶頭與周天子平起平坐（在實力上更是遠在周天子之上），徹底否定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周王室的最後一絲尊嚴也被無情剝落。
公元前325年4月，經過數輪與東方各國的合縱連橫、拳腳相向後，實力進一步積累的秦國，終於放下了最後一絲“矜持”，也跟風自封為王；
公元前323年，“
韓、燕皆稱王
”。而趙國國君趙雍雖然讓臣子稱自己為“君”，但在各項規格待遇上與“王”已無二致。（他死後，被追加“趙武靈王”的諡號）
公元前318年，宋國也自稱為王。加上別具一格的先行者楚國，戰國八個最有實力的諸侯至此全部自封為王。
公元前三家分晉時，《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曾哀嘆：“
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
”；而“徐州相王”之後，“君臣之禮”徹底蕩然無存，以“尊王”為名的爭霸模式徹底被掃進了歷史的旮旯；無需偽裝、不用掩飾，弱肉強食、強肉被更強者食的純粹戰國吞併時代徹底到來，
以戰國七雄為首的原諸侯國，開始各顯神通，推動華夏大地進入邁向“大一統王朝”的新時代
。
參考資料：《史記》《資治通鑑》《戰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