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成語”系列之四十二“樑上君子”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
“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草上風必偃。”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踐行儒家的德化理想，他們以澄清天下為己任
，
行為世範，言為士則，不懼艱難，雖千萬人吾往矣。
東漢末年名士陳寔可以稱得上一個典型代表。
陳寔被尊為潁川陳氏始祖，做過太丘縣長之類的官，如今在河南永城太丘鎮還建有以其名字命名的主題公園。他最有名的事蹟是關於
“樑上君子”的典故。
話說陳寔在老家許縣隱居的時候，當地出現饑荒，老百姓缺衣少食。一天晚上，他家進了一位小偷，趴在房樑上面司機行竊。
陳寔暗中發現了房樑上的小偷，卻不大喊
“捉賊”，而是穿戴整齊，把兒孫輩叫過來教訓一通：人應該自我約束、積極上進，有些人本性並不壞，但平時不檢點就慢慢養成了壞習性，現在在我家有一位樑上君子就是這樣啊。
小偷又驚又愧，從房樑上跳將下來，磕頭謝罪。陳寔又說：看你的相貌不像一個壞人，應該自強向上，你大約是因為家裡太窮才走到這一步吧。於是送給小偷絹布兩匹。
後人稱這個故事為
“陳寔遺盜”，“樑上君子”也成為小偷的雅稱。
《後漢書
·陳寔傳》在講完這個故事後，還輕輕帶上一句：“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這就不免令人生疑：儘管陳寔德高望重，但是在
“歲荒民儉”的背景下，僅憑他向一個小偷教訓幾句、贈送兩匹絹就能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效益？
《後漢書》作者范曄與陳寔相隔
200多年，即使有當時的治安案卷可查，案卷上沒有盜竊記錄，也不能說明“一縣無復盜竊”吧。
如果說這個小偷受陳寔感化，自此洗心革面，重做新人，尚有可信，但要說
“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恐怕是作者的誇大之詞。
陳寔公園裡的雕塑
而且，如果以今天的視角審視這一千古佳話，陳寔的做法還存在道德風險。盜竊行為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倒有財物饋贈，客觀上會對大大小小的
“樑上君子”形成誤導。道德教化需要以法度作為保障，如果失去這個前提，就會造成泛道德和非道德，反而引起社會的混亂。
依然以陳寔的事蹟為例。
他曾經為郡太守高倫擔任功曹（類似於如今長官的文秘、助手），朝廷中長侍侯覽委託高倫提拔一個小吏，高倫沒有辦法，只好委以該小吏為文學掾一職。陳寔知道該人不可用，於是將高倫的委命書截下，私見高倫說：
“這個人不宜提拔，而侯長侍又得罪不起。不如以我的名義推薦使用此人，這樣你的正面形象才不會受到汙損。”高倫依計而行。當地輿論紛紛指責陳寔薦舉人才不恰當，他卻一聲不吭。
陳寔的做法顯然存在問題：小吏或許是德行有虧，或許是能力太差，反正是
“此人不宜用”，既然如此，高倫和陳寔受人請託，給予提拔，於用人制度不合；從地方輿論“怪其所舉”的反應來看，此舉也有違公序良俗。
可是事情的結果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逆轉。
後來高倫受到提拔去朝廷任職，赴任時他對送行的人說出了事情的真相，並稱贊陳寔為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不僅在場的人聽後嘖嘖稱善，而且此事傳播開去，“天下服其德”。
同一件事情，為何前後時人的評判截然不同？
首先，這個故事涉及到道德與律法的界限。陳寔向上司薦舉
“不宜用”的官吏，違背了自己的職責要求。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即便是有某種善意），但違規就是不對，不僅不能被正面肯定，還應該受到相應的戒律懲罰。
可是，儒家禮法是一種道德法。漢武帝
“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影響從思想文化領域擴充套件到政治領域，律法必須遵從儒家經典教義，甚至發展到憑一本史書《春秋》就可以決獄的地步，由此造成以道德代替律法的泛道德主義社會倫理。在這種環境中，陳寔用非其人的“違規”之舉，卻因為其某種道德善意而產生了“天下服其德”的效果。
其次，這個故事還涉及到公德與私德的區別。侯覽是宦官集團的重要人物，是士大夫集團的政敵之一，按照封建正統立場，士大夫與其合作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合公德，何況與其合作還要以因用人不當而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可陳寔卻因為主動以這種方式充當上司的
“背鍋俠”，而且毫無怨言地承受壓力，結果在私德上大放光彩。
梁啟超在其《論公德》一文中開宗明義說：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認為“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他一一列舉儒教經典，指出“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黨錮之禍中張儉逃亡，“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
泛道德主義和私德至上主義，不僅無益於匡時濟世，還必然導致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和虛偽奸詐的流行。類似於陳寔的道德佳話流傳至今，然而深思其中微奧，是否也可以作為
“厚黑學”教材？譬如以小惠換取好的名聲，以眼前的吃虧博得長遠的利益。
千百年來，一代代讀書人究竟如何解讀這些佳話，只有他們自己心裡清楚。
當然，我們無需否定一部分道德精英的高風亮節，但失去法制約束的社會，道德高標總是於事無補。
事實上，陳寔所處時代是東漢最黑暗的時期，皇帝昏庸，宦官專權，土地兼併，地方勢力膨脹，老百姓流離失所；同時也是士大夫群體與宦官勢力抗爭最為激烈的階段，他們懷著忠君濟世的理想，結成清流一黨，匡議時政，奮起救世，勇於抗爭，甚至不惜殺身成仁，掀起了一場抨擊宦官的救世運動。
但結果是，宦官勢力瘋狂反撲，以這些士子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共為黨部、圖危社稷”為名對他們大勢抓捕，一大批士子或被處死，或被放逐，造成著名的“黨錮之禍”，漢王朝也隨之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