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造極於趙宋之時，這是中外學者的共同看法。應該也是應了那句“國家不幸，詩家幸”吧！

不過，兩宋的文化雖然繁榮一時，但是其國家實力卻一直不強，在與同時代的遼、西夏還有後來的金交往時常常處於下風。

事實上，北宋從立國之初，太祖、太宗就挖空心思想要消除五代以來的內憂外患，然而，舊弊雖除，新弊又生，

“三冗”問題導致的積貧積弱一直困擾著北宋的統治者。

直到北宋中期，仁宗在位之時，各方勢力的擔憂與日俱增，改革的呼聲一日比一日高，仁宗順應了呼求，

讓范仲淹主持變法，然而改革卻只進行了一年多就夭折，

這是為什麼呢？

一、慶曆新政略述

1.慶曆改革的背景

北宋立國之後並未像前代一樣對土地問題進行干預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

，反而是打出了“田制不立”和“不抑制兼併”的政策，

所以自開國以來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和收刮是比較嚴重的，農民起義從開國之初就有。

到了北宋中期更是此起彼伏，在1041年到1048年，

農民和士兵的武裝起義，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夥）強如一火”，

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京東王倫起義，京西張海起義和河北王則起義，這是內患。

而外部，

北宋在與遼和西夏的外交層面上也多有不如意。

與大遼雖然從1004年的“澶淵之盟”後基本停止了交戰，但這是以宋每年送給遼絹20萬匹，銀10萬兩為代價的。

與此同時，建國於1038年的西夏頻繁侵擾大宋的西北邊境，而宋廷與其作戰也多次失敗，雙方形成了拉鋸。

與西夏作戰的軍費支出和每年送給遼的歲貢是一筆不小開銷，這大大加重了宋朝百姓的負擔，如此，內憂外患一直困擾著宋廷。

特別是在1042年，宋與西夏的交鋒遭遇慘敗，朝野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在此背景下，宋仁宗應大臣們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調整，

罷免宰相呂夷簡，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與宰相章得象共同執政，由此范仲淹被推到了改革的風口浪尖。

2.慶曆新政

仁宗此時憂心如焚，希望馬上改革，對范仲淹是一再的催促，

並且是開了天章閣，要求范仲淹“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

范仲淹等人深思之後向仁宗陳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

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

一為明黜陟，二為抑僥倖，三為精貢舉，四為擇官長，五為均公田，六為厚農桑，七為修戎備，八為減徭役，九為覃恩信，十為重命令。

這十條可以分為三部分，

前五條為整頓吏治，後三條是論富強，

最後兩條是系前八之事之運用，其中的思想就是欲富國，先富民，欲富民，要先澄清吏治，先澄清吏治就要先裁冗濫，任賢才。

范仲淹的想法就是要先改革吏治，這是沒有錯的，確實切中時弊。在這一年多的改革中具體被實施的也就是整頓吏治的三條——明黜陟，抑僥倖和擇官長。這三條政策若能落到實處，北宋的官僚隊伍可能可以為之一新，但事與願違。

當年十月初，朝廷任命張溫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別擔任河北、淮南、京東和河東的都轉運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吏治，

其時，范仲淹在京都翻閱班簿，只要發現不稱職就立即一筆勾去，

引起了許多朝臣不滿。

二十八日，

宋仁宗正是下令實施新法，明黜陟一條開始見之於行動，

次月十九日，朝廷作出新規，對傳統的恩蔭制度進行改革，四天之後，又下任子詔，增加恩蔭的年齡限制和恩蔭範圍，不過對高、中級官僚沿用舊制。

當一系列措施公佈之後，整個北宋官僚隊伍為之大震，幾乎人人都牽連，

高中層因為升遷之路被阻而惱怒，下層官員因喪失恩蔭機會而憤恨，

范仲淹一黨由此成為了公敵，《長篇》中有載“按察使多所舉核，人心自不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變。於是誹謗浸盛”。

聲名遠揚的一代宰相范仲淹推行變法不足一年便被群臣攻訐，落得滿身罵名

，即便是宋仁宗也無能為力，最終慶曆新政早早夭折，范仲淹於變法的次年（1044年）自請外出巡邊，遠離朝堂。

二、對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的探討

1.對於“一家哭如何一路哭”的選擇

范仲淹是少孤力學，素懷大志，透過科舉考試才出人頭地的，入仕途之後一直以天下為己任，為人正直，為官有政聲，

在當時受到了士大夫的推崇，這也是他能被推舉出來主持改革的原因之一。

范仲淹也是幹實事的人，在改革中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力圖以自己一人之力改變宋朝自立國以來的積弊，但卻不想是動了整個官僚隊伍的利益，引起了他們激烈的反抗。

先是明黜陟，

對官員的升遷進行嚴格的控制，使“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長篇》）

，來改變官員升遷只是論資排輩的陋習。除去那些“內有事狀狠濫並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長篇》）的升遷。

再者是抑僥倖。北宋官員選拔除了科舉一條路外，

還有恩蔭、進納、吏員出職諸途並開，有時更是因人因事添設職務，出現了“三員守一缺”的現象

。這種選官方式是北宋冗官冗費的主要原因之一，使朝廷不堪重負。若是此弊不除，朝廷就難在其他事情上有所作為。

所以范仲淹針對恩蔭制度提出了抑僥倖，

要控制這種靠關係入仕的途徑，具體作法就是對恩蔭人數進行控制或者進行考試選拔，合格者方能授官，

以達到“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長編》）

最後是擇官長。這主要是針對地方官員選拔的，北宋的人事權力大量集中於中央，

人員升遷就是前文所說的論資排輩，結果造成“濡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蠢民;

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長篇》）所以范仲淹希望透過加強各路“監司”的權力，負責甄別州縣官員的善惡，選拔合適的官員。

這三條政策一實施，范仲淹對官員選拔升遷進行了嚴格地篩查，只要不合他要求的都是一筆勾之。

富弼說范仲淹這樣太過了，

一筆下去一官就沒了，全家都得哀哭，

范仲淹卻理直氣壯地回答道，一家哭總比因任免一個不合格的官員造成一路各家各戶都哭的好，這就是“一家哭如何一路哭”名言的由來。

范仲淹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這三條政策得罪人實在是太多了，比如那些外戚、皇室人員那麼都是透過恩蔭入仕，那些沒有能力的人就是按照資歷升遷的人……

而且北宋自立國以來就形成了一定的選官方式，突然間要大變，讓很多人既得利益者受損，他們當然群起反抗了。

其中有的暗中使絆子，有的則是公開反對。

一個叫王拱辰的御史鬧罷工，不來上班。

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得象支援部分御史臺諫官，攻擊和誹謗范仲淹等改革派及新政推行，誣衊其“欺罔擅權”、“懷奸不忠”；

前朝老臣夏竦更是大力宣傳誣衊范仲淹等人結黨。

2.朋黨之爭的大忌

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主持慶曆新政的人是透過黨爭上臺的，可上臺之後未盡去朋黨之習，自命為君子而責小人，犯了官場的大忌，犯了皇帝的大忌。

范仲淹等人是透過和宰相呂夷簡鬥爭上臺的。

呂夷簡是老於世故的官僚，范仲淹一黨與之幾次鬥爭均落敗，

直至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立了西夏政權，專門與宋廷對抗，使得北宋西北邊境不得安寧。

時范仲淹和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二人一時之間成為了對西夏抗衡的頂樑柱，仁宗將他們視為肱骨。

而身為宰相的呂夷簡拿不出有效的方法，著實讓人失望，

與此同時，朝廷中正直的大臣李若谷、富弼、王饒臣等為范仲淹等人的升遷輪番上言。

仁宗為了應對時勢，在慶曆三年（1043年）三月到四月對中樞官員進行了調整，呂夷簡罷相，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韓琦、富弼拜樞密副使，歐陽修為諫官。

這些人可謂春風得意，

在他們看來此次的勝利不單單是個人的勝利，而是“蓋以一邪退則共類退，

一賢進則共類進”（《長篇》），儼然把自己看成了一“黨”。

甚至在這種狂熱地幸喜中還讓國子監直講石介寫下了《慶曆聖德頌》，指名道姓地歌頌一批人和鞭撻一批人，鋒芒畢現，

把朋黨之爭給推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

之後實行的新政，雖然有利於革除積弊但是得罪人太多不利於執政者改革，對此范仲淹等卻不以為意。

歐陽修還專門寫下了《朋黨論》上書給皇帝，刻意地宣揚朋黨有理。

他們這種光明正大的“結黨”犯了歷代皇帝的大忌也給對手攻擊自己的機會。

對手夏竦命人仿石介筆跡製造了一件聳人聽聞的“政變案”，一時之間謠言四起，范仲淹等人害怕，不得不請求出京巡邊，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慶曆新政失敗社會深層次的原因是改革者范仲淹等人雖抓住了時弊要害提出了具體措施，

但在實際行動中未能考慮周全，靈活應變，導致改革草草收場。

參考文獻

1《從黨爭這一側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敗》

2《慶曆新政略論》

3《“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仲淹的名言與慶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