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晚唐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段以黨爭和動亂著稱的歷史時期，自安史之亂爆發，至十世紀初朱溫滅唐，這一時期唐帝國在地方的控制力被藩鎮極大削弱，中央權力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弱化趨勢。而本文所要探究的，正是從牛李黨爭，探討中晚唐到最終滅亡的內在因素。
唐代牛李黨爭代表人物李德裕、牛增孺
中唐黨爭的最終結果是牛勝李敗，牛黨的科舉選人標準成為主流。在這樣計程車族文化所主導的科舉體制之下，
具備實幹素質計程車人逐漸到向朝廷的對立面——藩鎮一方，唐帝國的統治基礎被削弱，最終使得藩鎮朱溫政權取代了唐廷
。至於這一時代政治舞臺上的另一大勢力——宦官，作為皇權的衍化品，即便某個宦官被皇帝寵信非常，也不會造成太過嚴重的後果，唐玄宗朝高力士就是典型代表。
安史之亂以後，文官為了黨爭與宦官進行結盟，宦官官僚體系也進一步發展成為足以與文官抗衡的勢力，其又掌握了禁衛與神策兵權，最終使得宦官反噬了皇權，成為了控制皇權的新勢力。此外，
中晚唐的群相政治的出現
以及固有的黨爭，逐漸從中央走向地方，使得晚唐政治體制進一步趨於崩潰，
唐帝國的滅亡是在多種因素推動之下的複雜程序的結果。
一、浮華當國——牛李黨爭中不同政治集團對於唐代科舉體制的改造與變異
一方面，假如公卿子弟的政治資源可以為己所用，那麼自然也是屬於“孤寒”的範疇，簡單如眾周知，
"獎孤寒"與"重浮華"的科舉銓選取向
在中晚唐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安史之亂後，高層管理人事者往往以“撥寒素”“抑浮華”為由進行新標準的政治甄選，
所謂"孤寒""寒素"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之下，所指的大體上就是沒有政治背景、卻有相當才能和政治聲望的備選官僚群體，"浮華"則往往被用來稱呼倚出身為傲的公卿子弟。
牛李同朝
這種銓選方式實際上是主政者試圖克服當時士子的浮華之弊，力圖消除公卿子弟於己不利的政治影響的嘗試。但另外來說，
在現實的權力政治運作下，獎拔"孤寒"既具有排除既有的政治勢力，也就是破除朋黨的作用
。不過，在這樣的同時，其又在另一個程度上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利益集團，促使了新“朋黨”的產生。
放到中晚唐最為著名也是時間最長的黨爭——牛李黨爭的環境來說，
李德裕素來被認為是"寒族地主利益的代表"，但實際的政治分野並非如此。
李德裕一黨中有不少是當時的公卿子弟，這在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尤其明顯，李德裕所任用的高層實權官員當中，就有不少出生於士族階層。諸如鄭覃就是公卿子弟，其父鄭珣瑜雖然出身孤寒，但仕途上十分成功，從大曆六年應諷諫主文科入仕，到貞元十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到三十年的時間當中，就由起家到入相，在當時是號稱“天下重望”的一代名臣。他的仕途顯然就是中唐執政者獎撥孤寒的一個顯例，
但到了鄭覃這一代，由於其父顯赫的仕途，他已經脫離了原本"孤寒"的政治屬性，以門蔭入仕，成為了一個有更多資源可以利用的"高門華胄"式的公卿子弟
柳仲郢
另外一個李德裕任用士族政策可資考證的例子是柳仲郢，出身矜重閥閱的公卿世家，行事風格深受北方士族重視家儀門風的教育影響。
時人稱其"動修禮法，積習名教"，若以階級成分及文化背景論之，其自屬陳寅恪先生所謂"山東士族之舊家"。
無疑，那麼他何以又能為的李德裕所擢用呢？
以往的學者面對這一問題時，大多避實就虛，謂李德裕"有容人之量"云云，卻忽視了柳仲郢的情況在李德裕當中事並非孤例
，前舉鄭覃的例子就可以補證這一點，由此可以看出李有意籠絡一些公卿子弟以為己用。而在科舉選才上，李德裕也不拘一格，採取士庶並用的取人方式，以為“
子弟成名不可輕
”，但牛黨則不然，其用人以“流品”為先，是魏晉門閥“擇定清流”觀念在唐代高門的重現。
到了晚唐，牛李黨爭以李黨失敗告終，雖然李德裕在鹹通初年被平反並追復官爵，但實際李黨在當時的中樞政治上經宣宗一朝的整治已毫無整體勢力可言，
故而懿、僖兩朝的政爭不過是宣宗朝之公卿子弟同後起新興士族間的鬥爭，本質上仍是士族集團內部的政爭
。這這些出身士族的官員以骨相、儀容、文采等作為提拔官員的標準，對於涉及實際政務的“
吏能
”卻反而嗤之以鼻。在這樣的官員主導用人的情況下，選官制度進一步墮落，
許多富有才能的寒族士人轉投藩鎮任職
，日後不少都成為大唐帝國的掘墓人，典型如朱溫的幕僚敬翔，唐帝國的統治基礎也因此被極大削弱。
二、執君大柄——朝臣黨爭背景下宦官權力的逐步膨脹及其對君主權力的反噬
中晚唐以降，宦官操縱主君廢立，藉助皇權的威力得以成為當時政治舞臺上最為顯赫的政治勢力。宦官掌握朝政，最初是當時的文官集團出於政爭的目的與之聯盟。然而到中唐，宦官漸有尾大不調之趨勢。
一方面，宦官的內在政治體系逐步成熟，在這一體系之下，樞密使掌握資訊與決策，左、右中尉掌握兵權與禁衛，形成了一個可以和反對宦官的官員相抗衡的官僚體系。
另外一方面，宦官對於朝政的影響還體現在其對禁衛兵權的控制及對地方軍事的影響上，
以往學界論及，一般會引述《資治通鑑》貞元八年十二月丙戍的記載
“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這條記載一般被認為是唐代宦官完全控制神策軍的一個例證。
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條記載本身卻沒有相當的可靠性
，按《通鑑》此出記載實出《新唐書。柏良器傳》，《新唐書》略雲“【柏良器】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
可以看到，《通鑑》的記載大致出自《新唐書》，只是將"中尉竇文場"改為了"監軍竇文場"。
《新唐書》
那麼《新唐書》的記載又源出何處呢？筆者查考唐人文集，最終發現這條記載實際源出自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三所載《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公〖良器〗神道碑》，也就是李翱為柏良器所寫的神道碑，現照錄原文如下"明年（貞元九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衙將魏循以代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將軍矣"，則這一記載的史源事實上是出自李翱所撰寫的這一通神道碑。
至於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魏循代為左神策大將軍，諸書無考。但《冊府元龜》卷九二二《總錄部。妖妄》提到德宗時有“神策將魏循”，與此魏循當即同一人，則《柏良器神道碑》的記載大致可信。首先，《新唐書》記載竇文場為神策中尉，然此事發生於貞元八年，而設立神策中尉則是貞元十二年時事，竇文場此時的官職實際上是柏良器的監軍，而
左神策軍真正的主事者柏良器則是"左神策將軍知軍事"，柏良器為主，竇文場為輔。而《新唐書》此處誤以文場為中尉，《資治通鑑》的編纂者察覺到了《新唐書》的謬誤，將竇文場的官職改回為"監軍"，但並未因此推翻《新唐書》"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的論斷。
唐神策軍大將柏良器
另外，闌入宮禁在今人看來或屬無關緊要的小事，但在當時人眼中卻並非如此，在當時，闌入宮禁被認為是國將有妖的表徵，所以處罰相當嚴厲。柏良器作為禁衛軍官，他的朋友闖入宮門，冒犯禁衛，自然應該承擔責任。更何況“
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將軍矣
”，只是指柏良器失去了對神策左軍的控制權，並沒有提到神策右軍的情況。就史料的解讀來看，
未必能就此得出"宦官始專軍政"的論斷。
當然，筆者此處也並無意否定中晚唐宦官勢力對於神策軍的控制力，但須知控制任何一個軍事組織，並不僅僅是取得上對下的，高層的人事任命的權力。
曹魏時期高平陵之變中，擔任徵將軍的夏侯玄，雖然是雍涼軍事集體的最高長官，但他並不能掌控雍涼的十萬大軍就是最佳案例。
更多的時候，中層軍官才是決定軍隊歸屬的決定性因素，而這種中層軍官控制的完全實現，恰恰就是在牛李黨爭中完成的。
我們看到，早在文宗繼位的時代，宦官就能調動左、右神策軍及六軍飛龍兵這樣的內廷精銳來討伐劉克明，大量的宦官親族也在此階段進入神策軍任職。
唐代宦官中除了出身“白養”，也就是平民者，還有很大一部分出自長安周邊的軍人家庭，其子弟都具備一定軍事素質。如果說討伐劉克明尚屬在內外廷配合之下平定叛亂，至少算是“師出有名”的話，那麼到了甘露之變爆發時，仇士良已經能夠左右神策調兵遣將，徹底擊敗宰相李訓等人的武裝。這裡的神策軍已經儼然變成了宦官的私兵，至此，本來為皇權之藩屏的神策軍已完全淪為宦官手中的弄權工具。
至於宦官在實際政治黨爭中扮演的角色，筆者此處想以當時的一條記載為例進行說明。
曾慥《類說》卷七引《文武兩朝獻替記》雲"京師久早,德裕拜相，即日大雨。樞密使日:'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訛下一字，曰'李德雨'"。
就今天來說，久旱而雨不過是一種正常的氣象景觀，但在當時卻是關乎國政的大事，因為古人相信
人君"應天受命"，宰臣"燮理陰陽"
，漢晉時代，久旱或久雨都會使高層政治格局發生變動，策免宰相或三公。
到了晚唐牛李黨爭的時代，這種特殊的政治文化影響力猶存。文宗開成四年，是年“夏蝗大旱”，又相繼出現彗星等詭異天象，在延英問對中向宰臣表示自己願意仿照上古的商湯，放棄帝位，以拯救民眾。
文宗的這一表態更多是帶有表演性質的禮儀活動，和上古時代商湯祈雨的"湯之三事"具有相同的性質，但也可說明當時高層對於這類特殊氣象的重視，表示武宗會昌元年牛僧孺罷相
。李黨就藉口“大水壞居人廬舍……舉兩漢故事，坐災異策免”將他以中書執政體系中排擠出去，可見這種特異的氣象情況對於政治的關聯，而李德裕在內廷被呼為李德雨。
正是這種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響，這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上也是深有淵源。以這條記載來說，很容易讓人聯想起
《尚書.說命》中明君武丁訓誡賢相傅說的句子"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對於一種特殊的天象，驗佔者既可以做對宰臣有利的解讀，也可以做出對宰臣不利的預測，例如同樣下雨，牛僧孺就因之罷相，李德裕卻因之入相
，明乎此，我們就可以對這條史料作更深層次的解讀。
《尚書》
顯然，這是高層宦官為李德裕重新入相的一種政治造勢。
以往學界討論宦官干預朝政，往往從樞密院出發，忽視了內廷官員和皇帝日常起居的親近。
本質上來說，唐代所有的宦官，即便兩軍中尉和樞密，在理論上都是皇室之家奴（因都帶內侍省銜）。這為他們營造政治輿論，控制內外廷之間的資訊交流，都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三、政由多門——天寶以降中樞權力體制的變動與中唐群相政治的出現
因為政治分野的變動，中古時代晚唐歷史世界的中樞每每出現“一人獨相”，或事實上獨相的情況。
直至唐初，隱性的獨相制，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權相政治，仍有相當的案例可循。
在這方面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即是開元天寶間的“雙相”體制。在中樞方面一人主政，一人輔政，很明顯，次輔之相往往是政治性格柔厚的調和型官員，這就促成了首相成為權相的政治轉變，如
李林甫，楊國忠即是玄肅之際這種隱性獨相制下所產生的政治人物。
李林甫畫像
但是時代發展到中唐，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查閱《新唐書。宰相表》可知，在中唐的政治歷程變動中，
只有德宗末年的常袞曾維持過一段時間的獨相，而這種獨相事實上也並非獨相
，因為在常袞當政時尚有“知吏部選事，領省事”的中書舍人崔祐甫與其相抗衡，在人事任命上分宰相常袞選官之權。故其雖有獨相之名，卻無獨相之實。
當然，我們也應當承認，在群相制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種中樞體制上宰相的序列，
即首輔和次輔的區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隨著官職和使職制度的發展。
這種排名在中晚唐有愈加強化的趨勢，但並不代表實際事權的劃分。中唐以來，首輔次輔均得執政事筆，所以在事權處理上各相的地位實際上趨於平等，以武宗朝討伐詔義的決策過程為例，首輔李德裕和次輔李紳當時都因故請假，在李德裕和李紳都缺席延英問對的情況下，李讓夷和武宗就能完成討伐昭義的決策。李讓夷雖屬李德裕一黨，但以地位和資歷而論，卻大大不如當時另一位次輔李紳，他後來又引翰林學士承旨崔鉉入相，未嘗沒有引崔氏以自固權位的意思
。由此可見群相政治對首輔之相權力的制約，這一定程度上杜絕了相權的膨脹，但群相制一旦確立，也為中晚唐黨爭政治的愈演愈烈埋下了伏筆。
四、天崩地解——唐帝國最終滅亡
唐帝國覆滅
牛李黨爭之後，看似黨爭政治已然結束，朝政派系處於牛黨一家獨大的局面，但在懿宗初年，一部分當年被李德裕擢用計程車人得勢，李德裕一黨由此被平反。到了懿宗末年，楊收、路嚴等出身孤寒計程車人入相，號稱“勢動天下”，一度駕空了皇權，時人有“
懿宗末年，政出群下
”的感慨。但兩人引用孤寒的政策被當時的門閥士族所反感，稱為
"朋黨好賄"
，最終懿宗一去世就人死政消，相繼被士族集團所攻訐下臺。僖宗朝盧攜與鄭畋的政爭，本質上是士族集團內部的政治利益爭奪，已經從宣宗懿宗時代的中央鬥爭蔓延到了藩鎮與地方。
在面對與黃巢的應對策略時，雙方和戰不定，最終錯失良機，使得唐帝國走向了分裂和衰亡。
十世紀初年，在唐帝國崩壞的廢墟之上，軍頭節帥們紛紛以地方藩鎮為藍本構建起了自身的王朝與皇權。中原正統在經歷了“梁唐晉漢周，播亂五十秋”的動亂不安之後，也終於迎來了重複一統的曙光。宋代君臣反思唐帝國滅亡的種種教訓，在制度措置上集權收權、大開科舉、尊崇文臣，中國歷史也由此走向了與唐截然不同的、昭示與代表著文治與內斂的一個新的時期。
參考文獻：
［1］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文人的自省風氣［M］。政大出版社，2012。
［2］周樂。李德裕與牛李黨爭［D］。廈門：廈門大學 ，2009 年 。
［3］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