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當時的克萊蒙特管理學院院長問德魯克：“你認為你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他當時沒有回答，後來反覆思考，他給了院長這樣一個信籤（附後）。

據說這個信籤現儲存在學院的圖書館裡，曾經有中國學者在圖書館裡親眼目睹了大師的手跡。

國內把這段文字翻譯為：

“我認為我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早在60年前，我就認識到管理已經成為組織社會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管理不僅是“企業管理”，而且是所有現代社會機構的管理器官，儘管管理一開始就將注意力放在企業；

——我建立了管理這門學科；我圍繞著人與權力、價值觀、結構和方式來研究這一學科；尤其是圍繞者責任。管理學科是把管理當作一門真正的綜合藝術。

彼得·德魯克”

因為有一陣這段文字附在國內出版的德魯克著作的扉頁上，所以流傳很廣，影響也很大。

這裡，大師說的是“管理學”而不是“管理”，這一點沒有歧義，因為從廣義上說，自從有了人類社會，就開始有了“管理”行為，哪怕再原始、再零星、再不“科學”。

那在大師之前的一些管理學研究的先驅呢？——泰羅倡導的“科學管理”把管理由經驗向科學的轉化；法約爾“一般管理學”對管理的職能進行了體系化歸納；還有巴納德同樣在組織管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等等。

有人可能說，這些都是具體的某一方面的管理研究，沒有系統化、整體化來研究管理，所以它們不能叫“管理學”。

這就有點強詞奪理了，就跟跟說“代數研究只是具體的數學研究，而不是數學一樣”多少有些不能服眾。

甚至有人認為德魯克“發明”了現代管理學（湯姆 · 彼得斯），所以稱德魯克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發展也就這200多年的歷史，還用得著古代、現代（或傳統、現代）之分嗎？

德魯克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已經90歲高齡，以大師的品識，他不至於對他之前的管理學家視而不見。

其實，我們只要回過頭來仔細揣摩一下德魯克的原文，就可以一解端倪，問題可能出現在中文的翻譯上。

“That I established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as a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國內翻譯為：“我建立了管理這門學科。”該譯法不甚準確，德魯克本人用的是discipline，而不是管理後面加上學科標誌“-ology”，譯文中沒有包括片語“in its own right”的含義。如果加上這個片語的話，譯文應為：“我確立了管理作為一門學科的地位。”

如此一來，德魯克的話就好理解了，他所強調的是他明確、突出或說系統化了“管理”這一學科的定位。他確立的，是管理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功能。現代社會是組織的，組織是社會器官。The society of organizations和The organ of society的對應，定位了management的位置。

之前的學者或實踐者們為這一學科的建立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正是因為德魯克的努力，使這種努力得以為世人所重視，為企業家所依重，為學子所追捧。

而使“管理學”學科地位得以確立的標誌，就是60年前（1999年寫這個便籤），1954年，德魯克出版的《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現代大部分流行的管理思想和實踐都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到根源。包括：目標管理、知識員工管理、客戶導向、業績考核、職業生涯管理、分權管理、企業文化、自我管理等。

在《管理的實踐》的序言中，德魯克寫到：“本書於1954年首次出版面世之前，已經有少數人撰寫並出版過管理書籍。……儘管如此，本書仍然是第一本真正的管理著作，是第一本視管理為整體，率先說明管理是企業的特殊功能、管理者肩負了明確管理責任的管理書籍。”

德魯克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管理的實踐》出版後，該書使人有可能學會怎樣去管理，那在當時只是少數天才才能做的事，無人能複製它。我坐下來，把它變成了一門學科。”

所以，美國管理協會負責人瑞利（Edward T。 Reilly）在為德魯克頒獎時稱：“如果我們說管理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那彼得 · 德魯克就是無可爭議的最偉大的發明家。”

著名管理學者湯姆 · 彼得斯從管理職業和諮詢角度認為：德魯克使作為一種職業的管理研究和管理藝術增加了可信度和清晰度；他為認識和解決企業面臨的複雜問題，提供了一整套綜合性的結構工具包。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德魯克是當之無愧的“現代管理學之父”。

1950年，德魯克任紐約大學“管理學”教授，是世界上接受此頭銜並教授此課程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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