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外戚相較於前朝的外戚而言，政治活動受到較為嚴格地限制，因此學界一直有宋朝“外戚無聞人”的說法。事實上，雖然“待外戚之法”限制頗嚴，但外戚作為官僚階層的一員，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夠參與到政治活動中。透過對外戚的政治參與狀況的梳理，能對外戚的實際政治參與狀況有一定了解。
經常會賜詩、字畫以示恩寵
這些字畫或詩多為皇帝親自書寫。如劉永年出知涇州時，仁宗曾賜詩寵之；後來仁宗“嘗問御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此外仁宗也曾書“忠孝李璋”賜予李璋，以示恩寵；高宗時，也曾親書“忠孝之家”四字錢忱。此外，李端愨、向傳範、李珣等人均曾獲得字畫賞賜。字畫雖然不像不動產如此貴重，但對於受賞者來說，能獲得皇帝親書的字畫也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金銀珠寶作為財富的象徵，經常會被用於賞賜。除最常見的賞賜黃金外，一些金器、珠寶也會被用於賞賜，但此類情況較少，不如賞賜黃金普遍。仁宗時，曾賜李端愨珠花，以示恩寵。
皇帝為表示對外戚的重視
（一）外戚的政治活動
外戚的政治參與宋朝外戚多被派遣到地方擔任地方官員，雖然他們無法在中央大展拳腳，但是多數外戚在擔任地方官員期間多治理有方，並因此受到百姓愛戴。外戚在地方的政治活動主要集中在：賑荒救災、整頓吏治和維護治安三個方面。
（1）賑荒救災
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災害頻發的時期。由於古代科技落後，交通不便，一旦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會對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對於地方官員而言，在面對突發災害時，除了要及時上報朝廷，等待救援之外，還要積極地採取應對措施，儘量降低災害所造成的影響。一旦政府應對不當，很容易引起人民的不滿，嚴重時甚至危及統治，所以積極抗災是地方官員的重要職責之一。
這就需要地方官員具備一定的救災能力。被派遣到地方擔任地方官的外戚，在面對突發災害時，多能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努力降低災害所造成的損失，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從而穩定地方統治。這些外戚也能因此得到朝廷和地方百姓的肯定。關於外戚賑荒救災的史料記載不多，但從為數不多的記載中，仍能看到外戚在任期間多盡忠職守，透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人民的認可。
真宗景德年間，李遵勖出知澶州時，郡縣洪水氾濫，“將壞浮樑”，李遵勖督促工人在七天內建成了堤壩；真宗天禧四年（1020）王貽永在徐州為官時，“河決滑州，徐大水”，王貽永在城南建堤壩以防禦水災。後來他出知天雄軍，徙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時，鄆州春夏經常發生水患，他“相度地勢，為築東西道三十餘里，民便之。”仁宗慶曆八年（1048）十二月，劉美之子劉從廣十年不曾升遷，於是他請求“補外自效”，被派遣知洺州。時遇漳水四溢，影響到洺州人民的日常生活，從廣“穿隋故渠以殺水勢，洺人便之。”
劉從廣被派遣到洺州，對其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因為“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於大河。”水流經洺州，而古代由於科技落後等原因，所以水災頻發，漳水一旦氾濫便會殃及洺州百姓。所以對於劉從廣而言，被派往洺州既是機會又是挑戰。劉從廣抓住了機會，在漳水氾濫時，他透過“穿隋故渠”的方式，控制住了水災氾濫的情況，“洺人便之”。劉從廣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獲得了洺州人民的肯定。
（2）整頓吏治
在封建社會，官吏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剝削階級在掌握權力之後，其本性就會暴露，魚肉百姓，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導致階級矛盾激化，進而危及封建統治。這種情況在地方上表現得更為明顯，所以對於地方官吏來說，整頓吏治是一項頗為重要的任務。因為吏治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政權的興衰存亡。外戚在擔任地方官員期間多能盡忠職守，在做到自身公正廉潔的同時，也會積極地採取措施整頓地方吏治。
仁宗嘉祐三年（1058），劉永年出知涇州時，“郡兵歲以香藥為折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歡譁語不遜。”於是永年將他們召來“數其罪”，並斬首二人，其餘人被震懾，均不再妄動。劉永年臨危不亂，先禮後兵，以德服人，不僅樹立了自己的威嚴，也震懾了驕縱計程車兵，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涇州的安定。曹偕在任許州都監時，一個名為史沆的幕客“劫持為不法”，當時人們都懼怕他，曹偕將他邀請過來，非常從容地為他倒酒，然後向在座的賓客陳述史沆的罪狀，打算將其殺死。史沆起身求饒，曹偕罵道：“復不改，必殺汝。”於是，史沆有所收斂。
向經知陳州時，平反冤獄
為三名死刑犯平反。當時西華令殺人，謊稱是患疾身亡，“吏畏令，莫敢言。”向經在得知情況後，將其繩之以法。向經在得知方鎮專用於宴請、迎送過路官員士夫的款項，剩餘的錢被很多官員據為己有時，向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鄭興裔因為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而得以入仕。孝宗曾贊其“卿識時務，習吏事。”他“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他在任職期間，恪盡職守，造福百姓，深受百姓愛戴。
溫成皇后的世父張堯佐，在吉州任官時，一個道士和商人在夜間飲酒，商人突然死亡，道士因為害怕而逃跑，後被捕，此事牽連數百人。轉運使命張堯佐複查此事，張堯佐查清了事件的原委，“盡得其冤。”
孝宗乾道七年（1171），鄭興裔除福建提刑，加領高州刺史期間，他針對郡縣的陋習，“檢驗法廢”，創立檢查格目，並下發所屬各縣，使得“吏不得行其奸”，大大改善了地方的吏治。在知閣門事兼幹辦皇城司、樞密副都承旨期間，軍婦楊殺害了鄰舍的兒子，“取其臂釧而棄其屍”，軍婦楊因此被逮捕，但因刑部找不到證據證明其有罪，只能將其釋放，鄭興裔找到了證據，軍婦才得以伏法。他多次出知地方，在其任內，因治理有方受到當地百姓的擁戴。
結語：
此外，鄭興裔在擔任地方官期間，發現一些嚴重的吏治問題時，會積極地上書請求皇帝對這些問題進行整頓。他發現地方公使錢陋規現象嚴重，所謂“陋規”是指管理取自屬員或民間的各類管理性“規費”，是官員潛規則之下的灰色收入。針對這種情況，鄭興裔寫下《請禁傳饋疏》一文，請求宋孝宗對該陋習進行治理。鄭興裔的這篇關於陋規的文章，是現今已知的最早的關於陋規的記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鄭興裔雖身為外戚，但盡職盡責，不僅對當時整頓官吏貪汙腐敗做出貢獻，對現在我們研究宋朝的公使錢陋規也提供了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