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長期混亂之後，換來了一個龐大、早熟的帝國（秦國。在發展過程中，沒有出現過讓列國可以和平共存的秩序。這是一條沒有走的路。另外還有一條沒有走的路，是呂不韋編撰的《呂氏春秋》所呈現的。呂不韋勢力最盛時，集合了眾多門客，編出了一大本《呂氏春秋》，那是類似百科全書的書籍。

換句話說，《呂氏春秋》在基本用意上，和戰國時期的其他書籍大異其趣。百家爭鳴時，寫書留記錄的第一項前提就是表明派別立場，為了將自己的派別和特定的立場說得更清楚、更強烈，才訴諸著述手段。然而《呂氏春秋》掛了“呂氏”二字，也就是呂不韋的名字，但“呂氏”卻不是一“家”，也不屬於任何“家”。

《呂氏春秋》要將各家各派的說法都齊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大百科，將這些過去不同來歷、彼此爭執的知識與主張整合起來。《呂氏春秋》的表面結構，用的是月令季節自然迴圈變化，接近道家。講述自然規律時，用的是陰陽家的概念，但從自然聯絡到人文現象時，又明顯地偏向了儒家。而《呂氏春秋》產生於法家大本營——秦國，其中當然也會有許多法家的成分。

當談到社會安排時，又摻雜了一些來自墨家的影響。從比較負面的角度看，這像是一個大雜燴，什麼都拉進來，但從比較正面的角度看，這樣的取徑應該有其更深刻的用意。徐復觀先生就認為，《呂氏春秋》的內容不單是貪多炫耀，內在有著一份建立大融合系統的嚴肅用心。這是還來不及充分消化的一個諸子百家初級synthesis（綜合體）。

同樣是迴應渴求秩序的時代背景，《呂氏春秋》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設想，不是法家獨大，壓倒，甚至取消其他各家，而是建立一個較大的框架，儘量相容幷蓄，讓各家主張在這個框架下互相折中，最後產生出每一家都有一點的新體系、新秩序。因為秦國的內部鬥爭，呂不韋垮臺了，換上李斯當權。

不要小看這變化所帶來的巨大差異。我們能從《呂氏春秋》明白地看出，呂不韋的政治視野是整合式的，包納性的，但李斯卻抱持了近乎絕對的法家立場，要尊法家，取消其他各家意見，封閉法家態度以外的任何異質空間。如果呂不韋沒有失勢，如果呂不韋在秦統一過程中能掌控更多，他的綜合主義路線應該會讓秦出現很不一樣的政治運作，也讓後來的中國歷史呈現很不一樣的面貌。

宏觀地看，兩條沒有走的路就是兩個錯失了的機會。也就是說，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出現了皇帝一人專制的帝國系統不是必然的，不應該被視為唯一的可能，更不能被解釋為中國文化或中國社會不可改變的命運。所有歷史的發展，一定有其偶然機遇，一定存在著現實以外的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