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傳統史學一直具有濃郁的通史寫作傳統，為歷朝歷代的政治統治提供了豐富的資鑑資源。
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危機的不斷加劇，傳統通史已無法應對社會轉型的整體困境以及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基於歷史觀的變革，編纂能夠服務於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式通史，成為當時
“新史學”最重要的議題以及新式史家的共同目標。
19世紀中葉以降，時局不濟，國難日重，舊史學不能適應時代之需要，新史學應勢而生，無疑是中國新式通史出場的社會背景和學術前提。通史的新與舊，史家所秉持的歷史意識和史觀不同；
通史的史學功
和目標指向不同；通史書寫的體裁、內容及範圍不同。本質上，時代特徵與社會現狀規定著史家的歷史意識及歷史觀，也決定了通史的功用和目標，而歷史意識、歷史觀、史學功用和史學目標又
直接規範了通史的體裁、內容及範圍。
總之，發軔於
20世紀早期的新式通史，孕育於中西學術相互激盪的時代，始終與史學的變革相伴而行。新式通史編纂動議的提出與19世紀的西方史學思潮有密切關係。
由於深受進化史觀的影響，
19世紀的西方史學界包括蘭克、米什勒、麥考萊、班克羅夫特等為代表的“經典史學”學派相信存在著一部關於人類“進步”和“發展”的規範敘事總體史，以致歐洲出現了大量以政治現代性、民族國家、理性化和世俗化為導向的通史著作，如亨利魯登《德意志民族史》、利奧《義大利諸國史》、約翰尼斯《瑞士聯邦史》、朱理米什勒《法國史》等。
隨著殖民主義擴張的深入，進化歷史觀念在時間維度上進一步拓展，在空間維度上則與整體史觀、全球史觀接軌，以全球史的視野梳理歷史的演進。歐洲史學呈現出
“普遍歷史”特徵，史學研究的注意力從民族國家逐漸擴大到了社會文明、文化演進等領域，試圖把紛繁複雜的歷史景象整理成一幅清晰的歷史圖景。
因此，
19世紀的歐洲史學家對歷史發展抱有某種信念，並在這種信念之下構築具體的“轉型”“發展”和“演進”等具體敘事。
此同時，帶有明顯目的論色彩的進化史觀也提高了國人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信心，諸多政治學術精英紛紛投身於推動和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覺的歷史偉業之中。
新式通史編纂是傳統史學遭遇現代性窘境的結果。
20世紀初，傳統史學的“四夷傳”“民族地方史志”和“紀事本末書”等書寫正規化已不能適應構築現代國族和民族國家的現實需要。
因此新史學必須集民族主義、進化史觀的
“通史”姿態登場，才能解決“從天下到萬國”和“納四夷入中國”的整體性困局，實現歷史研究在時空層面和社會層面的貫通。而秉持進化史觀的新式通史可以用一種清晰明瞭的線性發展模式闡釋中國史學發展和史學功用的前景。
誠如安東尼
吉登斯所言：“（進化論敘事）把人類歷史看作是有一個總的發展方向，並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動力原則所支配的過程，明確表述了這種‘宏大敘事’。……根據進化論的觀點，人們可以按照一條‘故事主線’來描繪歷史，這條主線把雜亂無章的人類事件規劃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圖畫之中。”
進化史觀的敘事模式，在合和中西曆史、擴大歷史敘述的空間和時間範圍、演繹出一種全新的歷史編纂模式方面，促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空連貫。
以梁啟超為例，以往學術界在評判新史學時，關注點大都放在了其史學理論的轉移和重構，卻忽視了一個關鍵的事實，即梁啟超輸入
“新史學”的首要目標在於“說明一部通史應當如何做法”。以進化史觀為指導的新式中國通史與傳統通史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傳統通史編纂主要以朝廷、帝王將相等個人為敘述物件，記載一家一姓之興榮得失。就本質而言，傳統歷史編纂與君主專制制度是一體兩面的關係。
而新式通史以人群、社會、民族、國家為敘述物件，並闡釋社會進化發展之歷程；傳統通史編纂注重書法褒貶及正統辯護，而新式通史從歷史發展程序中探尋人類社會發展之公理公例，為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的未來求得生計；
傳統史學編纂主要以敘事為中心，為帝王提供資治通鑑，而新式通史則以問題為中心，實現史學經世救國目的。在
20世紀初的艱難時局中，秉持進化史觀的新式通史編纂，改變了達爾文“演化論”的本意，賦予本屬發生學意義的“演化”轉變為具有目的論內涵的“進化”，使時人堅定了中華民族能夠朝著一個至善至美的終極目的不斷進步的信心，進而激發國人的自強意識，喚起對群體能動性的廣泛關注。
透過進化史觀，史家深刻意識到，只有喚起國民的群體能動性，將民眾導向為民族國家未來服務的終極目標，才能挽救民族國家於危亡，實現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
也正是藉助於進化史觀，新式通史才能夠超越傳統儒家的仁學政治思想正規化，特別是有關資治通鑑的價值導向，內涵了
“政治整合、大眾參與和民族國家等近代政治社會範疇的內容，促使中國的思想主流從儒家道德理想中分離出來，發展成為一個有關社會凝聚力和社會整合的政治理想，向一個早期的民族共同體的思想邁進”d。史書體裁的變更與創新，反映的是史家史識的變化，正如陳黻宸所言：“史必有獨識，而後有獨例。”
可見，新式通史的體裁創新實踐，反映的是史家對傳統史學史識的摒棄以及對西方現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借鑑和創新，深刻體現了
20世紀早期歷史編纂學的理論自覺意識。杜維運對中西史學體裁的評判很好地印證了新式通史體裁更新之必要：“西方史學家長於分析，精於綜合，凡所論述，皆能建立體系，自稱其所，喋喋數十萬言不休。
中國史家則往往將其理論，寓於簡約文字之中，寥寥數語，隱約其義，讀者遂難盡明其真義所在。以西方史學理論的剖析明辨，濟中國史學理論的簡約隱晦，會通之道，盡在於此。
”
故此，體裁的更新是史家欲達到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提高認識歷史和闡釋歷史的效度之表現，因為新式體裁的敘述結構包括內容的時空轉變，使得人們意識到歷史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和發展的體系。
只有透過體裁的更新，才能完整闡釋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有效提高大眾對通史著作的理解。新式通史對體裁全新的創造與實踐，生動地反映了史家希望能夠寫出一部面向普通大眾的、能夠完整囊括中華民族發展與中國國家演化的中國通史之期望。
就此而言，新式通史體裁的創造與轉化，從歷史敘述模式、問題意識彰顯、歷史觀重塑和擴大史書受眾群體的維度，切實提高了通史著作的體系性、通俗性及思想啟蒙的效果，有效促進了
20世紀早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檢視近代以來思想和政治歷程可以發現，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是一個一體兩面的過程。
中國現代國家的形式結構凸顯了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一個現代意義的中國國家，需要
“中華民族”作為其主體和前提基礎。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與穩固最終需要現代國家理論及制度為其提供支撐和保障。
換句話說，
“中華民族”是作為現代中國國家的政治民族基礎被定位的，中國現代國家則是作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社會依託被定格的。而“中華民族”與中國現代國家的相互建構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成成果，它需要政治驅動力和學理解釋力將其正當化與合理化。
這裡拋開政治驅動力不說，單從學理解釋力方面而論，
20世紀早期的新式通史編纂，正是對二者互構過程進行學理闡釋的努力。有鑑於此，既然新式通史編纂實踐將終極願景鎖定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那麼就必然需要同時關注中國現代國家的民族主體問題。
因為現代建國的起點，最根本的工作並非國家組織機構的創設，而是對原有族群建制的政治轉換和學理闡釋，並以這種轉換和闡釋為現代國家建構提供叢集基礎。因此，新式通史對於國民、民族、國家的關注以及
“開啟民智、鼓舞民氣、助愛國心之發達”等史學功用，其終極願景無不導向國族塑造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
20世紀早期的新史學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編纂者，他們的歷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編纂實踐，絕不僅僅是對歷史理論、研究方法和歷史書寫的簡單重構，其根本指向或是他們歷史研究的終極隱喻，其實是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對中華民族塑造、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等的重大政治理論問題的關懷，是“史學救國”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