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的一個群體，無論是上古時期，還是資訊化的當今社會，知識分子與由其發展起來計程車階層都具有著強大力量，都承擔著巨大的責任，在每個不同的社會背景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春秋時期，士階層不斷的興起和發展，成為了當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成熟的知識階層，這一階層直接影響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發展，也一直深遠的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
士階層是一個沒有特定的組織，沒有特定的標準，並且又具有強大的流動性的特殊階層。
春秋時期講求“士志於道”，是士大夫階層的輝煌期，他們積極登上歷史舞臺，以明道救世為己任。君主深刻感知士階層的地位，對其表示尊重。在必要時，君主甚至會向士階層妥協
士階層作為知識分子，是人類理性地代表，自覺地站在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為社會公共利益做貢獻，追求真理和公平，維護社會正義，具有獨立自主的思維和批判意識，不畏強權，不流世俗，勇敢的向不合理、不公平、落後的東西發出挑戰，做出改變。
中國士階層在剛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努力的為它灌充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即：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要求每一位知識分子——
士都能夠不計較自己個人與群體的所得所失，重視對社會整體的發展做貢獻。
這在我們看來是一種類似於對宗教的信仰，這無疑是給士賦予了一種超越的精神思想，使得士階層承擔起明道救世的責任。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
他們也確實以此為大任，付諸了諸多努力，做出實際行動而明道救世，
最為典型的就是孔子，孔子的一生都在奔波，四處流離，為的就是一份這樣的信仰，承擔著責任遊於陳蔡之間。
其他的先秦諸子也紛紛表明自己所認為的“道”，用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方法試圖改變當時社會的狀況。可見雖然各位士對於道的領悟千差萬別，但是他們都在他用自己的方法來弘揚道，以此為己任。儒家學者認為要先修正自我，提高自己的修養，加強道德自律。
他們都為當時社會背景下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弊病，提出了自己的救世方案，暫且不說或許其中有優秀的，也有不好的、存在弊端的方案，但是他們這種有責任心有擔當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士階層是一個新生的但是卻很強大的階層，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觀點僅僅只是停留在理論上，而是積極地付諸了實際行動，他們希望能夠參與政治，在當時的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下就正好為他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各諸侯之間進行混戰，爭做霸主，這時候就顯出來了人才的重要性，基於這樣的一個情況，各國需要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才來幫助自己求得霸業，於是士階層擁有專業知識計程車成為各諸侯王國競相爭奪的物件。齊桓公、晉文公、齊宣王等等都是諸侯當中禮賢下士的代表。
士階層是十分自覺地維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的，再加上在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相互爭霸的情形下，各諸侯國的君主都希望自己能夠爭取到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的支援，從而提高自己的號召力，於是士階層這一階層漸漸地得到了君主的尊重和重用，甚至是有妥協。
魏文侯如是說到：
“段木幹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木幹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木幹富於義，寡人富於才。勢不若德尊，才不若於義高”。
可見魏文侯也是慢慢接受了道尊於勢的思想觀念。當君主以師友之禮對待這些知識分子的領袖時，這些知識分子就能夠理所當然的用自己的知識和思想理論來批評政事，
春秋時期是最能體現士階層的性格的時期，也是士階層最輝煌的時期。
兩漢時期士階層淪為專制統治的工具，自身存在的文化價值貶值。在俸祿利益的誘惑下，“士不免俗”的現象逐漸普遍，胸懷與壯志敗給了世俗，不再以報國立世為己任
兩漢時期，士階層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於是他們在政治上失去了獨立的人格，開始積極地迎合皇權，成為了皇權專制統治的一個工具，成為依附性人格。
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多重的，
第一點
是士階層在血緣上是與政治有聯絡的，士階層本身就依賴著政治，因此當士階層不在追求人格開始，逐漸依附黃權之後，安邦治國之術與道德倫理教化相結合統一，皇權專制體制與儒士相結合，於是乎先儒的理想就只能在自我意識的覺悟中，不斷地充當社會中的正義。
第二點
是自春秋時期至西漢前期，士人的身份一直沒有發生變化，他們一直都只是遊士。秦朝實行法家理念，於是對士階層採取鎮壓政策，使得士階層與政策分離開來，也最終成為秦朝滅亡的一個因素。
西漢王朝吸取秦朝的教訓，採取措施，希望能夠解決士人與專制政治關係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與獨尊儒術相適應，在政治體制上使士人工具化，成為依附皇權專制統治的工具。
漢代時期，士階層經歷了從儒士到儒士再到士大夫的變化過程，最終使得士大夫成為專制政治體制的基礎。
透過改變選舉制度，實行察舉制實現這一改變，實行察舉制，以儒學為精神標準，以俸祿利益為誘惑，從而實現士人不管是精神還是組織上都走進專制政治體制的目的，最終實現了“士不免俗”。
第三點
是利祿對士人的誘惑，司馬遷曾指出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九，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具欲者也。”
可見士人之所以在朝廷上出謀劃策，論辯爭議，這些名望的人，究竟都是為了增厚自己的財富。為官清廉就能長久做官，時間長了，便會更加富有。
自漢武帝時期一直到西漢末期，由於朝廷對士人的利祿政策，致使士人為了追求功名利率而讀書考舉，入朝為官，助長了士人追求利祿的社會風氣。
這一時期計程車人已經很少能夠像先秦諸子時期那樣為社會整體的發展做貢獻，心懷天下了，他們更多的是想自己如何鑽營從而爬到更高的位置上，謀取更多的利益，他們大多都已經變成了專制皇權的從屬物，將升官發財作為自己從政的目的。
這樣一來，士人們之前偉大的理想就掉落到了社會現實中的俗世，所以這一時期是士階層甚至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節點，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士階層他們將自己懂的知識的運用從追求真理變成了謀求仕途，此時的他們不再關心真理，而是政治，認為學而優則仕，士而優則學，這一認知就使得中國學術成為政治的依附地位，不再是獨立地位，也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只有政治才是真實的，學術是排下一位的觀念，這充分影響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
另外因為道沒有具體的形式能夠表現出來，士階層只能透過自己的自重、自愛才能表現出他們代表的道，其他的也沒有什麼方式能夠表達自己所理解的道。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既有為民為國的能人志士，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人沒有道德底線，為了個人利益或者謀取不正當之財，損害國家、殘害百姓計程車人敗類，他們既可以帶著所謂的責任感和治理天下的理想從政救世，又可以為謀取資用而求仕做官，依附於專制皇權政治。
最後導致士人經濟的非獨立性，也使得他們自己本身所擁有的文化價值貶值。
從春秋戰國至漢代，士階層經歷“士志於道”到“士不免俗”的轉變。在“士不免俗”之下，進入仕途後形成兩極分化，成為了專制皇權的從屬物，對後世影響深遠
士階層在進入漢代時期以後，成為了專制皇權的從屬物，其影響也是巨大的，從好的方面來看，更多的有識之士入朝為官，當中不乏心中懷有治平天下的能人志士，他們希望以自己的能力、知識來為國效力，在中央朝廷之上對於不對的事情能夠勸諫君主，提出建議，在地方上為官能夠保護一方百姓，為百姓謀求發展，斷案子，處理是非。
但是，既然有能人志士那麼也會有士中敗類，他們不再追求真理，會為了自己的高位不擇手段，會為了謀取利益殘害百姓，從這我們還可以看出此時的他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不在獨立思考，會去迎合皇權，不在是無私，會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合乎道德甚至不合乎國家法律的事情。
再者，“士不免俗”不僅僅是使得士階層成為專制皇權的從屬物，也使得中國的封建性不斷加深，在此後很長的時間裡中國都處於封建專制王朝時期。
士階層本身不是階級、等級的另外一種力量，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只是走入了比自己本身所應處於的位置更高的位置，從春秋時期至兩漢，因為種種因素，最終從“士志於道”發展為了“士不免俗”，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參考歷史文獻：
《淮南子》
《史記》
《尚書》